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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確是把慈善當成事業來做，比如黃如論樂善好施，在2004年至2008年的連續五年的胡潤慈善榜上，始終名列前茅，歷年捐贈額超過億，又如原浙江南都集團掌門人周慶治把企業大部分股份賣給萬科，自己獲得退出後，成立了“南都公益基金”，主要用於資助農民工子女教育。
有人認為中國的慈善體系機制陳舊，需要對其信任度先打個問號。其實所謂的慈善，並不一定要向巴菲特或是比爾·蓋茨相比，兩者分別於兩年前和今年6月，捐出了個人財富的絕大多數，這種魄力全球也鮮有能比肩者。大多數中國富豪需要做也能夠做到的，是從哪怕小社群、小捐贈開始，培養一種持續責任心，當然如果能在慈善方式上有所“創新”，就最好不過了。
段永平和丁磊前年9月到浙江大學共捐了3000萬美元成立了一個教育基金，值得關注的是他們設計了一套名為“等比配”的機制——浙江大學不能直接從這一基金中拿到錢，只有當他人每在浙大捐贈1元專案建設費，等額捐贈基金就會抽出相同數量的錢配比捐助，等額捐贈基金單筆專案出資將不超過100萬美元。
十年彈指一揮間。如果說2002年前“中國首富”在榮氏家族和“飼料大王”劉永好間的更替，映照的是中國的體制特徵和農業大國的國情的話，那麼之後“IT新貴”丁磊、“零售鉅子”黃光裕登頂富豪榜，是暗合了世界經濟的潮流和產業特徵——網易對應的是微軟，國美對應的是沃爾瑪，而中國正是2001年底加入WTO的。當然中國企業的“核心”遠不夠成熟，羽毛還遠不夠豐滿，同時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外部環境並沒有實質性地改善，比如當年萬眾期待的“非公36條”頒佈兩年多，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民企進入壟斷行業的夙願依舊如鏡花水月。
而當去年虛擬經濟的泡沫退去，今年內憂外患重重，中國許多民企特別是中小企業如今的境遇，甚至要甚於十年前。看來，中國富豪即使想做鯰魚，也得先學會做只頑強卻善於變通的烏龜，當然，此烏龜不是十年前的彼烏龜。
英國作家戴維·赫伯特·勞倫斯曾說：“我們的時代說到底是一個悲劇性的時代，所以我們才不願意悲劇性地對待它。”這句話用在今天的中國企業家身上，似乎再適當不過了。
2009年10月13日，2009胡潤百富榜釋出，比亞迪掌門人王傳福以350億元財富成為新一屆的中國首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