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榮與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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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和主義者趕到極端主義者一邊去”。參議員喬治·麥戈文曾經把他叫做“製造分裂的有害影響”，共和黨的弗朗西斯·薩金特州長曾公開宣佈他為馬薩諸塞州所不歡迎的人。但是大學教授和麥戈文都已被認為是政府的天然仇敵，而居民中有三十萬大學生的薩金特的那個州，一向被看成是聯邦中最自由主義的一個州。不論怎樣，總統在就職演說中呼籲美國人“停止互相大聲對罵”，政府成員中很早就有人不理會這呼籲，其中就有阿格紐。（“我打算在一片喧鬧聲中讓人聽到我的講話，”這位副總統曾說，“即使我必須提高嗓門也行。”）而中產階級的美國人對阿格紐式的裝腔作勢，有意譁眾取寵的腔調卻大為欣賞：

『有些報紙清除垃圾的方法，是把它印出來。

要求參議員富布賴特提出關於外交政策的意見，等於要求“波士頓掐脖子暗殺犯”為你按摩一下脖子。

如果說表示異議就會使美國人民兩極分化，那我說，現在正該是來一個積極的兩極分化的時刻了。

暴力行動得逞，就會滋長進一步的暴力行動，而永久不停的暴力行動，最終將產生極殘酷的對抗。

我們這個時代的弊病，在於一種矯揉造作和自我虐待狂的複雜的思想狀況——認為我們的社會準則是虛假的而模糊地感到心神不安，認為愛國、誠實、美德、勤勉等似乎都出了點什麼問題。』

阿格紐於1970年秋季到32個州去遊歷演說，行程共3。2萬英里。他於9月13日在加利福尼亞州棕櫚泉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號召選民們把民主黨人作為“激進的自由派”加以抵制，從而為自己的競選運動定下調子。後來，他把“激進的自由派”一詞壓縮成為“激自派”，並解釋說他所指的這種政治家可以肯定“幾乎每次投票都會違反法律和秩序以及代議制社會的利益、都會反對美國的外交政策”。他對自己本黨內躍躍欲試的人並不都表贊同——“我不得不把爭取獲選的一位共和黨人歸入上述的一類，那就是紐約州的參議員古德爾”；對反對黨提名的人則一概加以譴責：“民主黨的候選人是一批縱容一切的候選人，他們傾向於遷就混亂局面，討好不法分子。”他那滿篇長字的無聊議論，還由總統的兩位演說撰稿人——威廉·薩菲爾和帕特·布坎南——加以潤色。依靠這兩位的生花妙筆，他把參院的鴿派斥為“搞叛賣的議員”和“被嬌慣的奇才”。民主黨提名的全部候選人被統統稱之為“否定一切的吹毛求疵的頭兒腦兒”、“卑怯的騎牆派”、“動搖的代理人”、“遁世的左派”和迎合“以知識分子相標榜的愚蠢時尚”的“絕望的、歇斯底里的歷史多疑病患者”。說到他那浮誇的詞句，他說自己喜愛用隱喻和押頭韻，“但是我並不需要什麼花招來使我的話為人所理解。我只是簡單說明美國當前的問題是什麼事”。

總統同他是一致的，在歷時23天、先後到過22個州的17240英里的巡迴競選演說中，唱的是差不多完全相同的調子。每次演說，他都採取攻勢。同阿格紐一樣，總統不為自己的政績辯護，不談任何目標，不提出任何理想，那都是違背喬蒂納規定的原則的。他只是一味攻擊學生、麻醉毒品、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暴亂者、逃避兵役的人、燒國旗者、搞同性關係者、罪犯、男女亂交和淫書淫畫等，而把所有這些，都同民主黨人聯絡在一起。投票的前夕，共和黨把總統最刺耳的演說之一在電視上重播出來而使情況達到了高潮。前一個星期四晚上，在加利福尼亞的聖何塞，示威者曾用雞蛋和石塊打他的轎車，企圖砸碎窗玻璃，還敲打汽車車門。“你不能不看到他們的面容，”當時跟隨他的一個助手後來說，“看到他們臉上的仇恨——他也不能不感覺到這一點了。”《時代》雜誌特別提到這次事件受到了“一切負責和半負責方面人士的譴責”。然而事過之後，總統在菲尼克斯的講話中，似乎把這個事件歸罪於所有批評他的人。他發誓，“任何一夥暴力惡棍都不能阻止我出去同美國人民談話”——言外之意是，民主黨人正設法要阻止他——而關於持異議者，他說：“他們不是什麼浪漫派的革命者。他們同樣是一些一向為害善良人民的惡棍和土匪。”他最後說：“我們的處理方法，新的處理方法是，要求制定新的強硬的法律，使和平勢力能有新的力量以對付美國的罪惡勢力。”

選舉前夕重播的這篇演說的質量，同演說的基本思想一樣，是雜亂粗糙的，有時簡直是語無倫次。這次重播歷時15分鐘。接著的一刻鐘由緬因州參議員埃德蒙·馬斯基自己付費使用，他的講話是為另一黨所作答辯。馬斯基態度平靜，說話極有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