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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福在勞工運動中的新盟友開火。他攻擊美國勞工聯合會，建議政府學學義大利和德國的榜樣，用命令解決勞資糾紛。雷蒙德·格拉姆·斯溫指出，庫格林要用的“解決勞工問題的方法是法西斯的方法。”
庫格林得到了底特律主教邁克爾·加拉格爾的支援，還聲稱教皇庇護十一世也支援他。不錯，教皇說過，“聖教的每一個教士都必須全心全意地投入為社會正義而進行的鬥爭”，但是教皇的喉舌《羅馬觀察報》特別指出，教皇所說的社會正義並不是王家橡樹那位神父所鼓吹的那種社會正義。波士頓樞機主教威廉·奧康內爾還指摘庫格林“向窮人散播蠱惑人心的言論”。這時這位廣播神父由於勢力很大，態度已經開始狂妄起來。他對教會里的上級人物說，他那個雜誌是私人辦的，他們無權過問。現在任何人冒犯了他，都要吃苦頭。拉瓜迪亞批評希特勒，聖殿教堂就發給他“惡意獎”，說是“故意引起國際的不和”。誰要是自由派，他就說這人是共產黨。他對信徒們說，美國各工會都是由莫斯科背後操縱的。忠實教徒必須“想基督教徒之所想，做基督教徒之所做，買基督教徒之所買的東西”，並且提防全世界的猶太人。“如果你要說我煽動人家，那就那樣說吧。我就是要煽動。可是可以肯定，我們要戰鬥下去，而且要戰勝。”
1935年初，庫格林發表了他那個全國社會正義同盟的極權主義綱領。綱領的第一點就定下了基調：他要求“良心自由和教育自由”，但不要求言論自由——有了言論自由，他那個“廣播同盟”就完蛋了——除非由他來管理國家，而這大概就是他心中的目標。同時他又同羅斯福公開決裂了。新政這時成了“猶太人的政綱”。總統成了“撒慌的人”，“反對上帝的”。有一次他在辛辛那提市演講，還主張“用槍彈”消滅羅斯福。韋斯特布魯克·佩格勒是個天主教徒，又是歐洲鐵腕人物的崇拜者，可是這話連他聽了也覺得太過分了。佩格勒在專欄文章中寫道，聯邦政府調查顛覆活動的人員對待庫格林，早就應該採取對待厄爾·白勞德的辦法，不應該畏首畏尾，“生怕他會叫嚷要發動一場什麼聖戰”。
可是迪林夫人並不覺得這話太過分；在這位夫人所列的有勢力的共產黨人名單中，竟有博拉參議員、蔣介石、埃莉諾·羅斯福、H。L。門肯和聖雄甘地等人。這話也沒有使詹姆斯·特魯不高興，這位先生是“滅猶棒”（專利證2，026，077）的發明者，那是一根短而圓的棍子，分大小兩種，小的供婦女使用。這話也沒有使街頭鼓吹納粹主義的喬·麥克威廉斯或極右派知識分子勞倫斯·丹尼斯不高興。最耐人尋味的是赫斯特報系，他們沒有一句責備的話。赫斯特公開說：“凡是你聽到一位出名的美國人被人叫做‘法西斯分子’，你往往可以斷定，這人不過是捍衛美國精神的忠誠公民。”自1934年11月起，赫斯特就派了好些記者偽裝學生到各大學教室中去，引誘教師們發表一些不落俗套的言論。他說，並沒有誰要改變美國的經濟制度。要說有，那只有“少數不可救藥的不滿分子，沒有腦筋的大學生和思想混亂的教授而已。”
經常閱讀和收聽煽動性的言論的人既然有好幾千萬，有的受了影響，鬧起事來，是不足為奇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指出，自1934年6月至1935年6月，“嚴重侵犯公民自由的案件在種類上和數量上都多於”世界大戰以後的任何一年，而且他們這個紀錄還是不完整的，因為在路易斯安那州，一切憲法上的保證早已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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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庫格林神父是大蕭條時期極端派的宣傳部長，參議員休伊·皮爾斯·朗格則是大家公認的極端派領袖。廣播神父有聽眾，但是他所宣講的是虛無主義。他們的盟友湯森博士有一千萬追隨者，但是他不懂得如何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朗格可是本領最高強的政客，他具備了一切條件：有選民，有政綱，而且本能地懂得該在何時奪權和如何奪權。只有他這個政敵使羅斯福真的害怕。
關於朗格的傳說，已經寫進了兩本著名的小說裡。一本是約翰·多斯帕素斯的《天字第一號》，一本是羅伯特·佩恩·沃倫的《普天之下莫非臣民》。至於他的生平事實，至少也跟小說同樣地動人。他是在溫教區一間小木頭房子裡出生的，家鄉是貧民區，他跟其他窮小子唯一不同之處是獨具天才。他以推銷“烤得靈”煎油起家，顧客是那些穿揹帶工裝褲的漢子和穿花布衫裙的女人。這些人到死都信仰他。他只花八個月的工夫就修完了杜倫大學法科三年的課程，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特許他執律師業，那時他才二十一歲，這是杜倫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