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 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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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佑汀Ｈ紓�1942年，橿原神宮外苑曾舉行所謂“槍後（即後方——引者注）奉公大會”，全國有三十六個團體的兩千五百名代表來此參加大會，在發“願”之後，又宣“誓”，即在神前將自己的“槍後奉公”的誓願表達出來。接著，也是在這個地方，日本全國三百二十萬“誓防團”的代表一百六十人，對著神社舉行了“誓訪宣誓式”。這些都表明，神道教作為“國家神道”，已經成為日本國家戰爭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

二、佛教成為鼓吹殺人的宗教

神道教成為侵略的宗教，日本的其他宗教何嘗沒有成為侵略的宗教！

佛教經由中國傳到日本後，形成多種宗派，可以稱為“日本佛教”。日本佛教的最大特點之一，是它與日本固有的神道教的結合；與神道的結合，也就意味著認同天皇制國家的觀念。這一點在所謂“王政復古”的明治維新後，變得更為明顯。例如，日本著名的佛教宗派日蓮宗僧人田中智學早在1914年就提出了“王佛冥合”的思想，即主張將日本的王道與佛教統一起來，以此來“統一宇內”。一些佛教勢力與明治維新後天皇制帝國主義的結合，使得日本佛教逐漸背離了佛教本有的教義，並在日本侵略亞洲及中國的戰爭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中國人誰都知道，無論在印度還是在中國，佛教根本上就是一種和平的宗教，“不殺生”是佛教的基本戒律和特徵之一。它憐憫眾生，大慈大悲，主張眾生平等，不僅反對任何戰爭和殺人，而且連動物都不能殺。然而就是這樣一種和平的慈悲的宗教，卻也在戰爭狂熱下的日本成了軍部推行戰爭和殺人的重要工具之一。從日俄戰爭起，日本佛教的主流勢力便自覺地服從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國策，與軍國政府沆瀣一氣。1931年日本侵佔滿洲、特別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以後，日本佛教從整體上被納入軍國主義思想體制中。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有一些佛教人士出於對佛法的虔誠信仰而進行了抵制，如1931年約有三十人組成的“新興佛教青年同盟”及其主要組織者尾妹義郎（1889～1961）就公開發表宣言，拒絕服從軍部政府的侵略政策及依附這一政策的佛教既成勢力，該同盟自然遭到了軍部和警察的彈壓，其機關刊物《新興佛教》屢屢被查禁，尾妹一郎也被逮捕。總體上說，佛教的抵抗勢力十分微弱，既成佛教勢力在“佛法”與日本的“王法”之間，義無反顧地選擇了“王法”。特別是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一些著名的僧侶和尚、佛教學者公開發表宣告，宣佈支援並參與對華戰爭。如1937年7月12日，七七事變爆發幾天之後，日本佛教教團組織以“國體明和會”的名義發表了“宣告文”，全文（譯文）如下：

奉戴保全東洋之皇謨，肩負著有色民族十億人人道命運的皇國日本的國民同胞，現在斷然面對除惡平暴的北支事變的勃發，基於帝國政府對世界發表的有關宣告之原則，佛教各宗派行動起來，聯合成立國體明和會，面對日益迫近的國難而一致努力開啟局面，進而走上戰爭第一線，慰問皇軍及保護居留者，更為國民的國民精神總動員不惜身家性命，一心奉公。在此特表明日本佛教徒應有之覺悟如上。

圖38日本和尚在進行軍事訓練這份宣告，無異於宣佈日本佛教界對中國宣戰。當時中國佛教界看到宣告後深感震驚，並發表了抗議書。日本佛教界的許多領導人物、著名僧侶，都紛紛透過各種方式，表示協力侵華戰爭。七七事變後，日本全國各地的佛教寺院陸續舉行了名為“戰勝祈願祭”的祈禱日本軍隊“戰勝”的祈禱活動，佛教和尚們和信徒們紛紛對著神佛，宣讀自己的祈願書。而日本佛教許多宗派的高僧也不斷髮表支援侵華戰爭的講話。如曹洞宗永平寺的“貫首”（最高僧職）秦慧照在永平寺的機關雜誌《傘松》中，說我們僧侶連一粒米、一張紙也不能生產，但願能為“國民精神總動員”做貢獻，為此而不惜“粉身碎骨”。著名佛教學者榑林皓堂（1893～1988）在七七事變後不久寫的一篇題為《事變和佛教》一文中，表示“此次的北支事變是一場正義的戰爭”，稱日本在中國的軍事行動是“慈悲之行”。現日本京都花園大學的前身臨濟學院的學僧日種讓山（1873～1984）在七七事變後寫的一篇文章中稱，日本的行動是“犧牲自己，把###從赤化和經濟的奴隸化中拯救出來，使他們作為東洋人而生存的一場義戰、即道義戰爭”。著名禪宗學者鈴木大拙在侵華期間發表的題為《戰爭論》的文章中，也明確支援侵略戰爭。他寫道：“養兵練武，非為侵略他國、剝奪其權力和自由，但對那些妨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