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 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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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學編制，陸續在廳內和旅順、大連、金州、普蘭店、貔子窩民政署或支署配備了專職視學。1934年12月，於偽滿首都新京（現長春）日本駐偽滿大使館內設定關東局，由關東局官房（即辦公廳，內設學務課）和在滿教務部掌管旅大地區的教育，“關東州”的教育行政機構是州廳內務部學務課及其下屬的學務課、學務系。據1934年12月26日“關東州”廳訓令第二號《關東州廳事務分掌規程》，內務部學務課分掌下列工作：1�有關教育與文化藝術事項；2�有關社會教育事項；3�有關監督學校教職員事項；4�有關學校、幼兒園、青年訓練所、博物館、圖書館事項；5�有關教學用圖書事項；6�有關神社、宗教與祭祀事項。

教育侵略日本對華教育侵略（6）

殖民統治機構及其教育行政機構的建立，確保了日本殖民者在旅大地區逐步推行殖民教育，使其教育完全為建立和維護殖民統治的需要而展開，與日本在旅大實行政治壓迫、經濟掠奪相配合，旨在泯滅旅大人民的民族意識、國家觀念和革命思想。

“疏導同化”中國人的教育

1905年至1923年間，日本在旅大開辦學校，對中國居民施行教育侵略。其教育基本上是仿效臺灣，實行同化教育政策，突出的標誌是推行日語和進行“德”育。

1905年4月12日，日本遼東守備軍政長官、陸軍少將神尾光臣，根據在臺灣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經驗，對各日本侵佔大連後設立最早的小學地軍政委員即軍政署長髮出訓令，鼓勵在佔領區設立學堂，講授日語。訓令稱：“目前各軍在軍事上需要做好的工作雖然很多，但同時致力於疏導清國官民勤於職守和生產也是當務之急。其中首要的任務應是教育事業。”這是日本佔領旅大後釋出的第一道對中國居民進行奴化教育的命令。1906年，日本政府也聲稱：“我國對滿教育的目的是透過教育促進日滿的文化融合、互相親善和共存共榮，永遠維護遠東的和平。”《東北局施政三十年史》。同年3月31日，“關東州”民政署頒佈《關東州公學堂規則》規定：“公學堂以向中國人子弟講授日語、進行德育，並傳授日常生活需要的知識和技能為辦學宗旨。”同時，民政署長石冢英藏在《規則》的說明書中寫道：公學堂的“必修科目為修身，以下四科，即如歷史、地理、理科、圖畫等不加在內的原因，則系出於日本語的熟練為主要的目的”，“使各科目的教授能互相關聯、補益，特別應使學生能自如地運用日本語；漢文科的教授，應使學生明瞭意義，務使熟悉日本語的學生能翻譯成日本語”。1911年3月，關東都督府都督在學事諮詢會議上訓示說：“公學堂的教育除遵從法令、授以普通知識外，應特別注意於日本語的教授，以開導一般土人，使之浴被我國德澤，信賴我國施政。”1914年7月，大連公學堂堂長淺井政次郎在“關東州”教育研究會上提出《關於關東州的中國人教育的意見書》，強調普及日本語，因為它可以“作為同化的橋樑”。對這一時期的教育，日本人田道彌說得更為明白：“使之沐浴到文明的陽光，從而得到他們的協助和支援，以利於日本人的進出滿洲。”“由於他們受到日本人的教育，瞭解了日本，學會了日語，熟悉了日本的風俗習慣，這樣只會對日本更加親密，根本不會激起他們的排日情緒。”《滿洲教育史》，大連文教社1935年出版。1926年11月，旅順師範學堂堂長津田元德在《南滿教育》特別號上發表《關東州內師範教育的回顧》一文，寫道：旅順“高等學堂時代是以同化主義為根本方針的。稱日語為國語，按日本讀法念漢文，還上軍體與柔、劍道課，特別是不學歷史，修身課以報恩、遵紀、守法三項內容為重點，這些都是同化主義教育的明顯特色。”《遼寧教育史志資料》第三集下，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年。

但是，懾於當時中國和國際的壓力，日本殖民當局不便於明目張膽地照搬在臺灣和朝鮮實行的那一套“純粹的同化教育”政策，在表面上極力掩飾，“關東州”掌管學務的關屋貞二郎說，“關於新領土的教育方針，也就是統治方針。因此，我們不能夠把它輕易道盡，簡單言明”。《中國教育——公學堂、普通學堂》，大連市檔案館第39號，1945年1號卷。因而不得不做些換湯不換藥的掩飾或調整。1923年3月，“關東廳”頒佈第十三號廳令，第三次修訂《關東州公學堂規則》，把“傳授日語”這帶有同化色彩的詞語刪去，但實際上，從來沒有放鬆過日語的傳授與普及。同時，繼續強調對中國學生進行“德育”，其主要內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