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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憤怒、堅決、固執己見的普弗爾，在座的所有的人中間，顯然只有他不為個人私利著想，不敵視任何人，只一心想著一件事——把那按照他多年辛苦研究出來的理論所擬定的計劃付諸實踐。他是可笑的，他的冷嘲熱諷是令人不愉快的，可是他卻無限忠誠於自己的理想，這就令人不由自主地肅然起敬。此外，在所有發言的人裡面，除開普弗爾，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在一八○五年的軍事會議中是沒有的——這就是現在雖然被掩飾卻仍然在每一個人的反駁中流露出對拿破崙的天才的恐懼和驚惶失措。他們都假設拿破崙無所不能，從各個方面都可出現他的影子，人們以他可怕的名字互相推翻對方的設想。好像只有普弗爾一個人認為拿破崙就象反對他的理論的人一樣也是野蠻人。但是，除了尊敬的感情以外，普弗爾還使安德烈公爵產生憐憫之情。根據宮廷大臣對待他的態度，根據保羅西膽敢對皇帝說的那些話，最主要是根據普弗爾本人有點失望的表情來看，雖然，其他人都知道，他自己也感覺得出，他倒臺的日子已不遠了。儘管他很自信，具有德國人的好抱怨的愛譏諷的性格，連同他那梳光的鬢角和腦後一撮撮翹起的頭髮，都使他覺自己可憐，雖然他把這些隱藏在自己的憤怒和蔑視之下，但是他陷入絕望，因為用大規模的實驗來檢驗和向全世界證明地的理論的正確性的唯一機會，現在從他手中失去了。
辯論繼續了很久，而且他們討論得越久，爭論也越激烈，甚至大吼大叫，互相詆譭，因而要從所有發言中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也更不可能不聽著這場各種語言交織的談話以及這些設想、計劃、辯駁和叫喊、他對他們所說的話，只有感到不勝驚訝。在他從事軍事活動期間，他很早而且常常有一種想法——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軍事科學，因而也沒有任何所謂的軍事天才，現在在他看來已是十分明顯的真理。“如果一場戰爭的條件和環境不明瞭也不可能弄清楚，投入戰鬥的兵力無以明確，又怎麼談得上那場戰爭的理論和科學呢？誰也不能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我方和敵方軍隊明天將是怎樣的情勢，而且誰也不可能知道這支或那支部隊的力量如何。有時，是膽小鬼在前面喊道：‘我們被截斷了！’於是開始潰逃，而有時是前面一位快活勇敢的人喊‘烏拉！’——一支五千人的部隊就抵得上三萬人，申格拉本戰役即是如此；而有時五萬人也會在八千人面前潰逃，就像在奧斯特利茨戰役一樣。在軍事行動中如同在所有其他實踐活動中一樣，談不上什麼科學，什麼也不能確定。一切都取決於無數的條件，在誰也無法預料的那一瞬間便可確定這些條件所起的作用。阿姆菲爾德常說我們的軍隊被截斷了，而保羅西卻說，法軍陷入我兩軍夾擊之中；米紹說，德里薩陣地不利在於背河佈陣，而普弗爾卻說，這正是陣地威力之所在。托爾提出一個計劃，阿姆菲爾德提出另一個計劃；而所有計劃都好，也都不好，任何建議的好壞只有在事件發生時才顯得出來。那麼人們從何說起軍事天才呢？難道天才就是會及時命令運送麵包幹，指揮那個向右那個向左的人？因為軍人們被授予榮譽和權力，成群的蠅營狗苟的壞胚子趨炎附勢，本不具備的天才品質都賦予了權勢，於是他們便被稱為天才。其實正相反，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將軍們——都是些愚笨和粗心的人。最好的是巴格拉季翁——拿破崙自己對此也承認，還有波拿巴本人！我記得那副在奧斯特利茨戰場的自鳴得意的嘴臉。一個優秀的統帥不僅不需要天才和那些特殊的人類品質，而且相反，他要剔去那些人類最崇高、最完善的品質——仁愛，詩人氣質，溫情，從哲學探索問題的懷疑精神。他必須是目光短淺，堅信他所做的事是非常重要的（不如此他就沒有足夠的耐心），只有這樣，他才是一個勇敢的統帥，上帝保佑，千萬別成為那種今天愛惜一些人，明日又為另一些人憐惜。老在琢磨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人。不言而喻，有權有勢的人，自古以來人們就已為他們編造了一套天才的理論。其實軍事上的勝利並不取決於他們，而取決於那些在隊伍中喊：‘我們完了！’或者喊：‘烏拉！’的人們。只有在這些隊伍中服務，你才會有你是有用的信心。”
安德烈公爵一面聽著議論，一面這樣思考著，直到保羅西叫他們時，他才清醒過來，大家都已經要離開了。
第二天閱兵的時候，皇帝問安德烈公爵，他想在那兒工作，安德烈公爵沒有請求留在皇帝身邊，而是請求到軍隊去服務，他永遠失去了置身於宮廷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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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羅斯托夫在開戰前收到一封父母的來信，信中簡短地告知他關於娜塔莎的病情以及與安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