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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尋找施粥所、退役軍人在街角賣蘋果的年代。成千上萬的男人，甚至還有些女人，從東岸到西岸來來回回地〃偷乘火車〃，希望找到工作，或者只是因為無別的事可做。更多的人則離開了得克薩斯和俄克拉何馬的乾旱塵暴區，前往加利福尼亞，正如約翰·斯坦貝克在小說《憤怒的葡萄》中所描寫的那樣。
在英國，由於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中長期存在著失業，這時的形勢變得更糟。整整一代人中，有相當大一部分人是在幾乎沒有機會、沒有希望找到工作的情況下成長起來的。一些人痛苦地將他們無目的的生活稱作〃活地獄般的生活〃。另一些人則放棄了希望，變得聽天由命起來：〃任何人現在找到工作的機會都不會比愛爾蘭抽彩中獎的機會多些〃。在德國，由於失業者所佔的比例較高，失望情緒更為嚴重，局勢也更為緊張；所有這些最終使希特勒的成功成為可能。也許最悲慘的是東歐農民群眾的命運。雖然他們以往一向過著僅能餬口的生活，但1939年對一個頗能代表東南歐的地區——南斯拉夫德里納地區所作的調查報告揭示，219279個家庭中，有46。4％的家庭沒有床，54。3％的家庭沒有任何種類的廁所，51。6％的家庭是以泥地為地板。從人的方面來說，這意味著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希臘的嬰兒死亡率（一年每一千個活產嬰兒的死亡數）分別是183、144和99，而德國、英國、荷蘭的嬰兒死亡率分別是66、55和37。
政治影響 如此大規模的社會混亂必然產生深刻的政治影響。即便是資源豐富、有著政治穩定這一傳統的美國，在這些年裡也充滿了不可思議的思想和騷動：由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組成的補助金大軍；專家政治——贊成專家治國的反資本主義運動；發展成農業上的靜坐罷工的農場假日；主張重新分配收入的各種建議，其中包括要求豐厚養老金的《湯森計劃》；路易斯安那州參議員休伊·朗的〃分享財富〃運動，等等。政治動亂的另一表現是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32年的選舉中取得了徹底勝利。隨即而來的〃新政〃起了政治上不滿情緒的安全閥的作用，從而有效地使種種極端主義運動歸於無效。
這幾年中，英國和法國的政治發展大體上與美國相同。這兩個國家雖然都遭到了政治風暴的襲擊，但設法在其傳統制度的範圍內經受住了風暴。英國工黨於1929年6月開始執政，但它幾乎立刻就遇到了向越來越多的失業者發放〃失業救濟金〃的問題。與此同時，美國金融公司正收回它們的短期貸款，並拒絕考慮新的貸款，除非英國政府採取某些節約措施。1931年8月，拉姆齊·麥克唐納首相屈服於這些壓力，同意解散他的工黨政府，領導一個新的國民政府。事實證明，這一政府與勞合·喬治1916年至1922年的聯合政府一樣，僅僅是為託利黨的統治裝門面，因為保守黨人在內閣中仍佔多數。雖然新政府的組成是為了挽救英鎊，但它立刻放棄了金本位制，於是一英鎊的價值從4。86美元降到3。49美元。1932年採取的保護關稅和對帝國成員國採取的限額優惠貿易待遇是與過去的又一決裂。三年後，年老多病的麥克唐納辭職，讓位於斯坦利·鮑德溫，因此，英國這些年實際上是在保守黨的統治下渡過的，雖然聯合政府名義上依然存在。
在法國，左派也因大蕭條的壓力被迫下臺。左派在1932年的選舉中獲勝，激進黨領袖愛德華·赫里歐如在1924年那樣在社會黨人的支援下組織了一個內閣。這…次，這個左派內閣同樣因不斷增多的財政困難而逐漸遭到破壞。激進黨人和社會黨人在如何對付經濟危機的問題上無可挽回地分裂了。赫里歐僅執政了6個月，隨後的其他4位總理也在短期內相繼讓位。1933年12月，最後的較量隨著斯塔維斯基醜聞的敗露而到來；斯塔維斯基是一個俄國出生的法國公民，他夥同一家地方當鋪發行欺騙性債券，據謠傳，許多重要的官員和政界人物與此案有牽連。極右翼團體趁機在街上挑起騷亂，企圖推翻共和國本身。儘管他們未能做到這一點，但的確迫使內閣於1934年2月辭職。一些保守黨內閣相繼執政，但沒有一屆內閣能治好國家的根本弊端。
更引人注目、更決定命運的是希特勒在德國的上臺。大蕭條也直接地、決定性地影響了這個國家種種政治事件的程序。1919年，隨著《魏瑪憲法》的正式透過，這裡建立起一個西方式的共和國（見第二十二章第二節）。在第一年中，這個新共和國除要對付君主主義者卡普在柏林的叛亂外，還得對付共產黨人在巴伐利亞和魯爾的起義。動亂持續到1923年，這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