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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國（上天之主的國家，即天主教國，可能指義大利）較遠地位於佛教國（印度）的西面。那裡的人們懂得文學，而且同中國人一樣博學且舉止優雅。有卜利瑪竇（馬特奧·裡奇）的人來自該國；他取道印度，經過四年遠足，抵達廣東邊界。他們的宗教是崇拜天主（〃上天之主〃，意指上帝的天主教名詞），正如儒教徒崇拜孔子，佛教徒崇拜佛陀一樣。他寫的著作中，有一本題名為《天學實義》（基督教的真實含義）；該書常運用與儒教相比較的方法闡明真理，但是，尖銳地批評了佛教和道教有關虛無和空寂的理論。……我非常喜歡他的思想。其思想接近於儒教；但是，在規勸教區居民時更誠摯，這方面他不同於佛教徒，佛教徒總是喜歡用晦澀難解、無條理的話來愚弄和嚇唬平民百姓。……他和人談話時，很有禮貌；如果受到挑戰，他辯論起來是不知疲倦的。因此，在外國也有真正的紳士。
這篇頌辭是個例外。中國大部分學者都拒絕西方科學和西方宗教。在教皇克雷芒十一世於1715年3月頒佈〃自該日〃訓令、禁止基督教徒參加祭祖或尊孔的儀式之後，中國皇帝康熙輕蔑地說：〃讀了這篇訓令，我所能說的是，西方人，象他們那樣愚蠢的人，怎麼能反對中國的偉大學說呢？他們當中沒有人能透徹地理解中國的經籍；當他們說話時，其中大部分人是可笑的。我現已閱完的這篇訓令頗類似於佛教徒和道教徒的種種迷信玩意兒，但是，沒有任何東西象這篇訓令那樣充滿了大錯。〃就當時中國民眾對歐洲人的看法而論，它或許準確地反映在以下這句格言中：只有他們中國人擁有雙眼，歐洲人是獨眼，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居民均為瞎子。假如是這種氣氛，那麼可以理解：1763年以前，除諸如夭文學之類的某些專門的知識領域外，歐洲人對中國文明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
雖然這一時期中，中國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對歐洲人的文化沒有印象，但歐洲人卻相反，對他們在君士坦丁堡、德里和北京所看到的東西印象非常深。他們首先熟悉奧斯曼帝國，他們的反應是尊敬、欽佩和不安。遲至1634年即帝國開始衰落後，一位富有思想的英國旅行者還下結論說，土耳其人是〃近代唯一起偉大作用的民族〃，〃如果有誰見到過他們最得意的這些時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個出土耳其更好的地方。〃在較早的年代裡，在蘇里曼一世統治期間，哈普斯堡皇室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富有見識且觀察力敏銳的奧吉爾·吉斯萊恩·德·巴斯貝克也表示過類似的讚美。1555年，巴斯貝克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把蘇里曼比作雷電——〃他猛擊、毀壞和消滅一切擋道的東西。〃巴斯貝克不僅對奧斯曼帝國的力量，而且對基於嚴格的人才制度的奧斯曼官僚機構的效率也印象很深。
17世紀期間，奧斯曼帝國失去了在歐洲人中間的聲譽。許多衰敗的徵兆日益明顯起來，其中包括王朝的墮落、行政管理的腐敗和軍事上的軟弱。但當時，歐洲知識分子正被有關傳說中的遙遠的中國文明的許多詳細的報道所強烈地吸引住。這些報道以耶穌會傳教士的報告為根據，引起了對中國和中國事物的巨大熱情。實際上，17世紀和18世紀初葉，中國對歐洲的影響比歐洲對中國的影響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國的歷史、藝術、哲學和政治後，完全入迷了。中國由於其孔子的倫理體系、為政府部門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對學問而不是對作戰本領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藝品如瓷器、絲綢和漆器等，開始被推舉為模範文明。例如，伏爾泰（1694－1778年）用一幅孔子的畫像裝飾其書齋的牆，而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年）則稱讚中國的康熙皇帝是〃如此偉大、人間幾乎不可能有的君主，因為他是個神一般的凡人，點一下頭，就能治理一切；不過，他是透過受教育獲得美德和智慧……，從而贏得統治權。〃
18世紀末葉，歐洲人對中國的欽佩開始消逝，一方面是由於天主教傳教士正在受到迫害，一方面是由於歐洲人開始對中國的自然資源比對中國的文化更感興趣。這種態度的轉變反映對1776至1814年間在巴黎出版的16卷《關於中國人的歷史、科學和技術等等的學會論文集》中。該書第十一卷於1786年問世，裡面幾乎僅收錄關於可能會使商人感興趣的資源——硼砂、褐煤、水銀、氨草膠、馬、竹以及產棉狀毛的動物——的報告。
正如歐洲人的興趣在17世紀從奧斯曼帝國轉移到中國一樣，到了18世紀後期，歐洲人的興趣又轉移到希臘，並在較小程度上轉移到印度。古典希臘人成為受過教育的歐洲人極其喜愛的人．1778年，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