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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模式而論，卻沒有一個可鑑用。或許，我們應該記住毛主席的勸告：我們能從反面經驗中學到某些東西。的確，全世界有許多值得我們觀察、考慮、並可以從中得益的反面經驗。每塊大陸、每個地區的各個民族都有各自獨特的問題，他們有責任拿出自己獨特的解決辦法。這就是當今世界所做的社會實驗和社會改革比人類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多的原因。
我認為這是一種健康的、有前途的趨勢。人類過去歷史中的許多災難都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即社會的變化，色是遠遠落後於技術的變化。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人們十分自然地歡迎和採納那些能提高生產率和生活水平的新技術；但是，人們卻拒絕接受新技術所必需的社會變化，因為採納新思想、新制度和新做法總是令人不快的。今天，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人民已發覺自己陷入困境，當今技術革命與技術革命所需要的相應的社會革命之間的時間滯差是造成這一困境的一個根本原因。
例如，由於現代技術的發展，世界目前生產的食物多於它的需求。如果林這些食物平均分配，我們將擁有一個人民過於肥胖的世界，但是，這些食物並沒有平均分配。由於我們拒絕接受社會的變化，每個民族中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差距，全世界窮國與富國之間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變得越來越大。因此，在我們的時代，古老的生產率問題首次得到解決之後，營養不良和忍飢挨餓的人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同樣，科學家警告我們，現代核武器以核冬天即人類自取滅亡的危險威脅著人類。然而，所有的國家都在繼續裝備自己，繼續備戰，彷彿我們不是在用氫彈、太空武器和毒氣，而是在用長矛和弓箭打仗一樣。上述例子說明，技術革命和社會革命之間的時間滯差多麼嚴重，多麼可怕。
愛伯特·愛因斯坦既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又是一位偉大的預言家。廣島、長崎事件發生後，他立即警告我們：〃原子彈的殺傷力已改變除我們的思想方法以外的一切，這樣，我們會逐漸陷入空前的大災難之中。〃不幸的是，愛因斯坦告誡我們所要避免的向大災難的陷入一直持續到現在。我們有責任使人們警覺並認真考慮愛因斯坦對我們的警告。人類的前途取決於人們的覺悟程度；我希望，我的書能對人們的覺悟有所貢獻。
L·S·斯塔夫裡阿諾斯
序言
見是序言，就應該寫得簡明扼要；然而，本序言應是一個宇宙容器、一艘飛船，它將載讀者登上月球，使他能觀察到地球全貌，就象本序言之後的篇章使讀者瞭解到地球上諸重大事件那樣。
研究歷史的全球性方法並不是一種新方法。實際上，它表示啟蒙時代的編史傳統又得到恢復；在啟蒙時代，對世界歷史的意法如同當時所要求的那樣，是與關於進步的流行觀點相適應的。在啟蒙時代之前，西方歷史學家由於需要使所有已知的歷史事件符合於僵硬的《聖經》框架，受到了束縛。他們習慣將過去劃分成與《但以理書》中所預言的亞達、波斯、希臘和羅馬這四大世界帝國相對應的幾個歷史時期。但是，到17世紀後期，這一傳統的劃分面對有關中國和印度的新的歷史資料而愈益顯得不適當。首先明確打破這種世界史編纂舊模式的是伏爾泰的《論各國習俗和精神》（1752年）和多卷本的《世界史》（1736…1765年）；這兩部書不僅論述了《聖經》中古代的幾個傳統地區，也論述了中國、印度和美洲。
但是，到18世紀末，對全球歷史的興趣開始漸漸消失。而更科學的歷史觀念的產生，確立了資料須真實可靠的標準，這類標準是那時在論述除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時所沒有的。歷史編纂視野狹隘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也許是由於好戰的民族國家的興起，它推動了民族國家歷史而不是先前的世界歷史的編纂。這種侷限於民族國家歷史的歷史編纂至少一直盛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盛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不過，在過去數十年裡，對世界歷史的興趣又開始恢復。歷史研究的不斷進步現已大大擴大了可靠資料的範回，而兩次世界大戰和科學技術革命的影響，隨著通訊聯絡的飛快進步，迫使人們普遍承認〃一個世界〃的事實。表明這一新的歷史編纂趨向的是H．G。韋爾斯的《世界史綱》（1919年）、拉爾夫·特納的《偉大的文化傳統》（1941年）、威廉·H·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人類社會史》（1963年）以及當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歷史雜誌》和《人類史》。
這種新的興趣之所以迄今對課堂教學未產生什麼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