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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應該指出,即使穆罕默德·阿里被允許實行他的計劃,他原本能建立的也只是一個個人的帝國而不是一個統一的阿拉伯民族國。情況不可能不是這樣,因為在19世紀初葉諸阿拉伯民族中間缺乏民族覺悟的觀念。
由於拿破崙的遠征和穆罕默德·阿里的極其巨大的努力,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成為西方思想的最重要的橋頭堡。1870年以後,包括當時的整個黎凡特海岸在內的敘利亞,作為西方影響的一箇中心可與埃及相匹敵。一個原因是,敘利亞和歐洲之間的貿易日益繁榮,大量的敘利亞商人去國外從事商業活動,然後對國內的同胞施加同樣的催化影響,就象巴爾幹商人在早幾十年時所做的那樣。另一原因是主要由法國耶穌會會士和美國長老會教徒從事的廣泛的傳教、教育活動。到1865年,美國人已創辦了敘利亞新教學院,這所學院後來作為貝魯特美國大學而聞名整個中東。幾年後,耶穌會會士在貝魯特建立了聖約瑟夫大學。英格蘭、蘇格蘭、德國和俄國的學校隨後相繼建立,不過它們的規模較小。這些學校培養阿拉伯學生,印刷和分發阿拉伯書籍。如此,敘利亞阿拉伯人重新發現了他們的過來,瞭解了西方的文學、思想意識和技術。
這種來自外界的刺激導致最早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出現。開始時的領導人多半是基督教阿拉伯人,因為穆斯林直到較後的年代才進入教會學校。1860年,新教的一個皈依者布特魯斯·布斯塔尼開始發行報紙《敘利亞號聲報》。10年後,他建立了一家政治的、文學的和科學的雜誌《盾》。這家雜誌的箴言是〃對我們國家的熱愛是一種信仰〃…一這種情感以往一向為阿拉伯世界所不知。
由於奧斯曼當局的鎮壓措施,布斯塔尼和其他最早的民族主義者不能公開地進行政治鼓動。因而,第一個被公認的政治活動,是1875年新教學院的5個學生組織一個秘密的革命團體。他們制訂了一個民族綱領,該綱領要求實現自治、出版自由和採用阿拉伯語作為官方語言。土耳其官員進行了調查,試圖查出這一秘密團體的領導人員。後者驚恐起來,於1878年解散了他們的團體。然後,他們動身到埃及,因為帝國特務對埃及沒有什麼控制,那裡的形勢對有現代頭腦的阿拉伯人來說更有希望。
克迪夫·伊斯梅爾從1863至1879年統治埃及,同穆罕默德·阿里一樣野心勃勃。在他統治期間,鐵路得到敷設,亞歷山大港給擴大,蘇伊士運河通航,近代銀行建立,貨幣被穩定。外僑的人數從1836年的3000人增加到1878年的68000人,表明了新的經濟機會。教育機構的巨大發展也同樣重要。到1875年,創辦宗教小學4685所,有學生111896人,創辦宗教中學3所,有學生15335人,創辦平民學校36所,有學生4778人,而開羅的歷史悠久的愛資哈爾大學有來自穆斯林世界各地的學生15000人。
這種活動把敘利亞商人和受過西方教育的敘利亞知識分子吸引到埃及。後者出版可使埃及人熟悉法國和英國的自由主義的、科學的思潮的報刊雜誌。同時,象形文字的解釋、博物館的建立、埃及學的發展,促進了埃及人對埃及古代歷史的認識,促使埃及人對埃及的成就感到自豪。這種初期的民族主義由於西方對埃及的不斷增長的支配而被進一步喚起。這種支配是強加的,因為伊斯梅爾在歐洲貨幣市場上借貸大筆的錢,導致了破產並最終導致了外來的軍事幹涉和統治。在伊斯梅爾統治的16年間,長期借款從300萬英鎊上升到680O萬英鎊。這筆錢大部分用於建設性專案,但同時,埃及正遭到被恰當地稱作〃金融騙子〃的人的無情掠奪。埃及人同土耳其人一樣,不習慣於無恥的國際金融家的欺騙,受到殘忍的剝削。例如,在建造亞歷山大港時,英國承包人多收費80%左右。貸款通常的利息為6%或7%,然而,提供給各處的埃及人時,利息在12%至27%之間。
到1876年,伊斯梅爾已破產,不得不接受一個國際的〃公債委員會〃。這一機構努力使所有的債務得到迅速的償付,但是,埃及在這過程中被榨盡血汗。1877年的總收入達9543000英鎊,其中7473000英鎊必須用於償還債務,另外一部分錢必須用來履行固定的義務,如每年向蘇丹交納的貢金。只有10O萬英鎊多一點的錢留作國家的行政管理之用,這筆錢顯然是不夠的。
在這些情況下,一次民族主義的起義於1882年在埃及軍官艾哈邁德·阿拉比的領導下爆發。這次起義一方面是反對外國對埃及事務的干涉,一方面是反對埃及總督與壟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