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政治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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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內部”［72］。然而，在同一篇文章的後面幾頁上，他又採取了這樣的觀點：

“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過程變化，舊過程和舊矛盾消滅，新過程和新矛盾發生，解決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73］第一段話以一種鮮明的決定論立場為前提，而後一個陳述則表明了兩方面的思想：一方面，即使是從特殊矛盾中引申出來的“解決方法”，在理論上也與矛盾本身是分離的；另一方面，它有人們要“運用”適當的方法這種含義。其結果是，必須把這種陳述當作更接近於唯意志論的一種典型觀點來看待。*毛澤東試圖用“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透過內因而起作用”的觀點，來解決他的立場中明顯的矛盾。他還用樸實的，有時甚至是太通俗的例子說明他的觀點：“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為雞子，因為二者的根據是不同的。”［74］

*　毛澤東在1955年的一個定義反映了這種類似的“唯意志論”觀點，他說：“打破平衡，尋求平衡，這就是辯證法。”《關於反對右傾保守的談話》（1955年12月6日）。Martin　Glaber…man在他引起爭議的文章“　Mao　as　a　Dialec…tician”［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第8期（1968年），102~107頁］中，認為毛澤東有關解決矛盾的觀點是“外在性的和操作性的”，因而使他與黑格爾的辯證法傳統相脫離。格拉貝曼的論點在其所涉及的範圍內是正確的，但是，他並沒有說明這種“外在性”和“操作性”在馬克思改造黑格爾思想模式的過程中所內含的程度。對那些雖然把注意力集中於列寧的理論而不是馬克思的理論，但並沒有放棄馬克思理論的革命行動者來說，沒有一定程度的操作性和外在性，他們會毫無作為。

把內因和外因的關係運用於社會和政治領域，就限定了人類活動的有效範圍：“經濟基礎發展到一定階段，舊的上層建築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適應。在這樣的時候，就必然要引起根本性質的變革。誰要抵抗這種變革，誰就會被歷史所拋棄。”［75］因此，“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不管反動派怎樣企圖阻止歷史車輪的前進，革命或遲或早總會發生，並且將必然取得勝利。”［76］這些界限被作了如下的規定：“不合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掉，人為地維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77］

論　衝　突（18）

在從另外一面，即活動自由這一面看這一問題時，毛澤東在1962年概括了他的觀點：“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認識必然的基礎上，人們才有自由的活動。這是自由和必然的辯證規律。”［78］總之，毛澤東在思想傾向上遵循馬克思的觀點，把歷史的發展看作是人類實踐活動與自然力量衝突相互作用的結果。在高度評價人類活動的作用這個方向上，毛澤東開始與馬克思分道揚鑣的地方是：在毛澤東的思想發展中，他逐漸認識到，由於人們的失誤，也可能會顛倒歷史發展的程序。

毛澤東在闡明人類實踐活動對解決矛盾並進而促進發展的作用時，是清晰而詳盡的，這甚至遠比那些認為他的思想離開了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並從這一觀點批評毛澤東的思想的人所希望的，更具有系統性。當他討論與社會衝突有關的人的活動問題時，常使用這樣兩個術語———“解決”和“處理”。在使用“解決”這個術語時，他往往更傾向於用被動語態而不是主動語態———衝突是“被解決的”，但沒有具體說明解決的主體。他用“處理”衝突———我們也可以說“辦理”———這種說法時則顯然是主動語態。在討論處理矛盾的問題時，毛澤東詳盡闡述了四種在他看來極為重要的區別，他認為，在涉及特定場合的矛盾時，必須作出這種區別。第一，就是確定在既定的社會條件下，哪些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事實上處於相互矛盾之中；第二，就是他所謂的“主要的”（或支配的）和“非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之間的區別；第三，就是仔細分析出矛盾雙方哪個方面是主要的，哪個方面是次要的；第四，就是必須對他所提出的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作出區別。

在具體的時間和場合下，有關的社會衝突究竟是什麼？毛澤東和其他一些人用自然界的矛盾作為例證來闡述他們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