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政治哲學

第9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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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重申一下，毛澤東雖然認為認識過程的三個階段相互依賴，但他強調的側重點是革命實踐階段。他說，如果將認識過程停留在理性認識階段，“那末還只說到問題的一半。而且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說來，還只說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37］。“理論和實踐的矛盾，實踐是主要的。”［38］實踐之所以是關鍵，是因為沒有實踐，認識就沒有完成。毛澤東指出，這如同學習語法和邏輯的規則一樣，學生在實際應用這些規則之前，他們的理解是不完整的。［39］實踐更為重要的作用，按照馬克思的指示，就是透過革命能動地變革世界，而不僅僅限於解釋世界。［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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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知與行（6）

再說一遍，從理性認識到實踐的運動被說成是一次飛躍，因此，我們應當再一次設想，這種運動是以對立力量的衝突為基礎的。像以前一樣，對於在認識過程第三個階段造成辯證飛躍的矛盾，毛澤東並沒有作出規定。然而，似乎很清楚，這裡涉及的對立面是產生於概念形成階段的新認識與尚未改變的世界（一個正像其開始被感知時那樣的世界）之間的矛盾，因為這種新的認識實際上是一種對變化的要求，而世界尚未與這些新的認識相一致。認識到這二者彼此矛盾，才會產生更深入的思考。關於一個問題與其解決這二者之間的關係，我們一般的看法是前者大致應當與後者相一致。但在毛澤東的思想框架中，卻認為問題的解決與問題是一種矛盾的關係，而不是兩者相符合。把矛盾概念引入認識過程的這個特定階段，突出表現了毛澤東的認識過程觀的革命傾向，而不是改良傾向。

用圖式來表示毛澤東上述有關認識過程的分析，也許有助於闡明我們的論點：

用這個圖式來描述毛澤東在1937年的講演中所闡述的認識過程，還需作兩點說明。第一點與毛澤東運用辯證法的機械性或操作性特徵有關。毫無疑問，這裡敘述的矛盾與某些評論毛澤東的學者所鼓吹的有機的、自然的辯證法毫無共同之處。［41］但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我並不認為對毛澤東所理解和運用的辯證法做這種概括是不準確的，因為這種理解和運用，正如我已經指出的那樣，與其說應歸因於黑格爾和馬克思，不如說應歸因於恩格斯和普列漢諾夫。然而，在發生變化的地方，必須要考慮他做這種闡釋的背景。做出這種闡釋的那個講演是在抗日軍政大學的一個班進行的，這個班的成員主要是紅軍幹部，他們具有豐富的革命經驗，但對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卻幾乎一無所知。在教學中，毛澤東試圖用簡潔明瞭、直截了當的方式來講解複雜而又模稜兩可的認識過程，這可能使他對認識過程的敘述不像他本人所理解的那樣，反而帶有較多的機械性。我自己在此詳細闡述並澄清他已經做出的說明，其目的就是想表明，他的那種敘述並不是像表面上那樣機械和死板。［42］第二點，這裡提出的三階段認識過程，以一種與毛澤東在其他地方關於這種內在關係的論述不一致的方式，使實踐和感性認識的相互關係變得含混了。在觀察者理論家的角色與革命行動者的角色發生分離的地方，可以找到出現這種失誤的線索。毛澤東指責使一部分人從事與現實世界脫離的精神勞動的分工是“唯心主義的”（因而也是不合理的），這表明上述失誤並非他的本意。［43］在上面引證的一段話中，他把感性認識和實踐相提並論（“認識來源於實踐”），這進一步表明上述失誤不是他的本意。這樣一種公式雖然表明了他對兩種活動的內在聯絡的看法，但把兩種我們通常認為是非常不同的活動（一種是認識世界的活動，一種是基於這種認識而採取的行動）相提並論，又使他的闡釋發生混亂。毛澤東的本意究竟是要論證感性認識活動本身就是實踐，還是要指出人們是在實踐過程中感知外界的，現在還搞不清楚。

論知與行（7）

1937年後毛澤東的認識論思想在其講話和著作中的演變是一個逐漸的過程。［44］1942年他對創立理論的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仍包含著他在1937年所運用的三階段公式。然而，在談到其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都主要來自書本的、新近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情況時，他確實清楚地闡明瞭自己在觀察者和行動者分離問題上的看法。他堅持認為，那些知識分子只有參加到實踐活動中去，並研究實際問題，他們的認識才是完全的。不過，在此，他認為這種分離是可以彌合的，因而是暫時的問題。這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