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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共有語文（國語）、代數、幾何、三角、物理、化學、動物、植物、礦物、生理衛生、地理、歷史、修身（後改為“公民”）、體育、勞作、美術、音樂、軍訓、日語、英語共二十門。要求在三年內授完，其中日語課每週為六節。實事求是地說，這六節課並不算多。同時，日本人並不排斥英語。這一點曾讓很多人感到意外。
當然，為了鼓勵學好日語，校方還實行獎學金制度。學習日語好的學生，每月可以受到一定的獎勵。獎品為現金和學習生活用品等。我叔叔就因日語學習好，經常受到表彰，發的獎品用不了，就送給我父親，我叔叔差點還被選為赴日留學生。當然是公派。如果成行，日偽當局每月發給他生活學習費用80元。這在當時是個很高的數目，須知，那時的一些中小學教師的薪金，亦不過每月50到100元！
只可惜，因我父親的緣故（他那愛惹事的哥哥參加“重慶地下分子”領導的抗日活動）和他自身的緣故——他跟班上的一名日本女生“拍拖”，受到其他日本男生的忌妒，因而未能成行。若不，他就不僅僅是國軍少將了，很可能是當時臺灣駐日本大使！
當時日偽教育的方針是：“救助文盲，輔助失學”、“貫徹東西一體之精神”、“中日親仁善鄰，力求共存共榮”、“依據東方道義要諦，徹底消滅共產主義”、“努力實施大東亞共榮圈”、“中日兩國同文同種，為了自衛，中日兩國必須親善，共存共榮，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等。
日本教師同中國學生之間基本可以和睦相處。有時，還會像朋友一樣開玩笑。我父親班上的（這時，他弟兄倆已不在一個班了）日語老師名叫東野三郎，是日本山口縣人，在家時就是中學教師。後在關東軍服役，因車禍摔斷了腿，以後來青島教日語。任職期間他曾兩次回日本探親，每次回來，總要捎些糖果給同學們吃。東野的漢語比較差，我父親等幾個同學就捉弄他。有一次，他出錢讓同學給他買地瓜膠吃（一種土製糖果）：“那稀（是）什麼……”
我父親就說：“那稀（是）狗屎。”
東野就直咂舌頭：“好好，狗屎好氣（吃），狗屎好氣（吃）……”
東野上日語課時，嚴格要求用日語點名，對話。但課後他又會向同學們學漢語。並用小本本一字一句地記，常常背到半夜，第二天還要求中國同學幫他糾正，他經常邀請同學們去他的住地去玩，只要去了，他就熱情接待。他非常喜歡我父親的“調皮”，還送了他一個從國內帶來的小銅佛做紀念。
東野講課好舉例項，用事實說話。比如講，他說中國首先是政治腐敗，全國沒有高效統一的政府，官員普遍貪汙，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大眾的生活卻一貧如洗，導致社會不公……他又說日本先進，中國落後，所以中日應互相提攜，共同發展。他以1937年為例說：日本的鋼產品是580萬噸，生鐵239萬噸，石油169萬噸，水泥611萬噸，發電量303萬千瓦，工業總產值是近60億美元，佔國民經濟的80％，已成為工業強國。
“反觀你們支那，”東野毫不掩飾自己的鄙夷之情，“4。6億人口，1142萬平方公里（含外蒙），擁有豐富的雞（資）源，可以上這些專案，你們卻連日本的零頭都夠不響（上）。你們只有13。6億美元的產值，農業產值就佔了90％。我們能造所有的飛機、大炮、坦克、軍艦，你們只能造漢陽造的步槍，連機關槍都造不了……所以，日本的這個……”東野豎起大拇指，“支那的，這個……”再豎豎自己的小拇指。
這麼一比，常把同學們比得灰頭灰臉。
儘管日本老師東野同他的中國學生們個人關係很好，但這並不能阻擋同學們日漸增長的抗日情緒。同理，他最喜歡我父親，但我父親的抗日情緒也最烈。
說我父親在上初三時就是光榮的地下工作者，你可能認為我在吹牛，但我要告訴你，這是真事。只是，他並不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而是國民黨的地下工作者，日本人稱之為“重慶地下分子”！
把我父親發展為“地下黨”的，是另一位國民黨的地下黨。他姓趙，是學校裡的語文老師，尤其精通先秦散文及唐詩，而且上課前從不備課，但學生就愛聽他講課。趙老師是軍統的骨幹分子，也有說他是軍統青島站副站長的。說起他們從事的地下工作，甚是好笑，根本不是什麼行刺，暗殺或搞爆破，而是聽收音機，記錄新聞，然後刻印成傳單散發。
當時，日本當局為了控制中國老百姓的思想，對收音機管制特別嚴。老百姓只能使用偽“華北廣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