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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位歲數僅差一歲多，性格迥異，命運也大不相同的兄弟，是我爺爺一生的牽掛。他們一個在“文革”中生死不明，一個在臺灣做了高官。
我的父親生於民國十三年（即1924年）陰曆三月（具體日子我爺爺記不清了，反正是桃花乍開、杏花落敗的時候）。我的叔叔生於民國十四年（即1925年）陰曆五月（具體日子我爺爺也記不清了，反正是剛剛過了端午）。兄弟倆就差了十四個月。
當時我爺爺還挺害怕，喲，生得這麼密，這不成了生豬崽了嗎？不料想這擔心竟成了多餘。無論是我奶奶，還是我後來的那位三奶奶，都沒有讓我爺爺的擔心變成現實。儘管我的三奶奶為我爺爺生下了一個長得非常俊秀的女兒，可惜的是，我的這位小姑死於日軍掃蕩，死的時候才4歲，不然的話，我也會有一位姑姑了。
我父親“文革”中被鬥，生死不明，令我爺爺惆悵無限。而我叔叔呢？家裡人一直認為他早死了。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他從臺灣軍界退休後，才給我爺爺寄來了他的幾張照片和一張全家福，從相片上依稀可見我爺爺的模樣，有一張是他身著少將戎裝，在桃園機場視察國民黨空軍部隊的照片，這張照片大些，更能辨出我爺爺的模樣。
山上的杆子們及附近的老百姓都尊稱我父親為“大少爺”，尊稱我叔叔為“二少爺”。他們的大號王世蔭和王續蔭卻無人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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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公認的是“大少爺調皮”，“二少爺老實”。
我爺爺說，我父親從小就調皮，不安分。小時吃奶的時候，不知道換氣，只知道一口氣地吃，憋極了就哇哇大哭，我爺爺不明就裡，就熊我奶奶。當時山上沒有別的女人，更沒有懂得侍弄小孩的女人，所以也是乾著急。一到了陰雨天，我父親還煩躁不安呢，不願在屋裡待著，偏要我奶奶舉著雨傘抱著，站在屋門口，聽雨打雨傘的聲音才不哭。而我叔叔就不，只要吃飽了，就不哭不鬧光睡覺，睡醒了也不鬧，只知道看著屋頂傻笑，除非是尿了床才知道哼嘰兩聲。我爺爺說我叔叔最省心，我奶奶可以放心地乾點家務活，只要屋裡放只貓就行，放只貓是為了防老鼠。有一回，貓被我父親抱出去玩了，幾隻老鼠就圍著我叔叔吱吱地亂轉。虧了我奶奶正好回屋拿東西，才趕走了老鼠，不然，我叔叔的耳朵和鼻子未必就是完整的。如果只有半個鼻子或半個耳朵，他就不可能在抗戰後期參加國民黨山東遊擊總隊的沂蒙保安團（團長就是王達禮），更不可能在多少年後升任國軍少將。
在我父親五六歲的時候，我奶奶已經看不住他了。他一有空便滿山的亂跑。後邊還要跟著我叔叔——他的“小護兵”，高興的時候興許還封他個“副寨主”的稱號。“寨主”當然是他的。兄弟倆滿山地跑，我奶奶就顛著雙小腳在後邊追，邊追邊喊，但這都沒有用。
為了管束這對小冤家，我爺爺特讓杆子裡的“字匠”（即文書一類的人物）“半車書”來當他兄弟倆的啟蒙老師。“半車書”是這位老字匠的外號。當年50多歲，原是位清末的舉人，自稱“學富五車”，人很正經，正經得有點酸腐。故杆子裡的眾弟兄便開他的玩笑，稱他為“半車書”。那四車半呢？讓他老爹吃喝嫖賭糟蹋光了。他是在窮困潦倒之際上的山，我爺爺看他挺可憐，便收他做了“字匠”。杆子裡的“字匠”是個很重要的人物，他負責隊伍裡全部的文書工作，如造花名冊、籍貫表，起草公告、帖子與官軍的聯絡文書、獎罰文書等等。尤其對那些大字不識半個的文盲匪首來講，“字匠”往往是半個軍師。
我父親及我叔叔倒還聰明，尤其是我父親，腦瓜最好使，教他的字與文章，很快就能記、背。什麼三字經、百家姓統統不在話下。我叔叔往往要慢半拍，但在我父親的提示、幫助下，也能很快跟上。
我父親有時提些問題，總搞得半車書答不上來。他問道：“趙錢孫李，周吳鄭王，為什麼是姓趙的在前邊，而不是別的姓在前邊？”
半車書支吾半天，只好作如下回答：“先人所傳，不得而知……”
我父親便接著說：“我想給他改過來，改成王錢孫李，周吳鄭趙；或是別的什麼，反正王字姓要打頭。你沒聽說王字乃大王、國王、寨主之類的意思嗎？”
“我也要這麼改，我哥是正王，我是副王。”我叔叔也跟著幫腔。
“不得胡來，休得無禮。”半車書揚揚手中的戒尺，那是我爺爺親自授予他的，可隨時用予懲戒，並且要真打。
也只有在這時，我父親兄弟倆才會安分一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