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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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門。
彭德懷繼續說:“我正好走過他家,便停下來看示威。我看到有許多人都已餓得半死,我知道那個人的米倉裡有一萬擔大米,可是他卻一點也不肯幫窮人的忙。我生氣起來,便帶領農民攻打他家,他們把他的存糧都運走了。我事後想起來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樣做。我只知道,他應該把米賣給窮人,要是不賣,他們把米拿走是應該的。”
彭德懷又得逃命,這次他已夠年歲可以當兵。他的軍人生涯由此開始。不久之後他就成了一個革命家。
他十八歲當上了排長,參加了推翻當時統治該省的一個姓胡的督軍的密謀。彭德懷當時受到軍中一個學生領袖的很大影響,這個人遭到了督軍的殺害。彭德懷負了刺殺督軍的任務來到長沙,等他有一天上街時 扔炸彈過去。這顆炸彈卻是虎頭蛇尾的,象中國小說中的情況一樣:它沒有爆炸,彭德懷逃走了。
不久之後,孫逸仙博士擔任西南聯軍的大元帥,打敗了胡督軍,但後來又被北洋軍閥趕出湖南。彭德懷同孫逸仙的軍隊一起南逃。後來他奉孫逸仙的一個將領程潛①的命令從事諜報活動,到了長沙以後被叛徒出賣,遭到逮捕。當時湖南當權的軍閥是張敬堯。彭德懷對他這段經歷是這麼敘述的:
“我每天受各樣刑罰約一小時。有一天晚上我被手足反綁,在手腕上縛一根繩子吊在樑上。獄卒們在我背上堆上一塊塊大石頭,站在周圍踢我,要我招供——因為他們至今仍沒有弄到我的證據。我昏過去了好幾次。
“這樣的刑罰繼續了一個月。每次受刑後我常常想,下一次得招供了,因為我實在受不了這種刑罰。但每次我又決定不屈服,堅持到第二天再說。最後他們從我口中得不到什麼東西,出乎意料地釋放了我。我一生中最愜意的一件事是幾年以後我們攻佔長沙時把這個用刑室拆毀了。我們放了關在那裡的好幾百名政治犯——其中許多人由於捱打、虐待、捱餓已奄奄一息。”
彭德懷重獲自由以後就回到他舅舅家去看他的表妹,他想同她結婚,因為他認為自己仍有婚約。他發現她已死了。他於是又去當兵,不久就第一次任軍官,派到湖南軍校學習。畢業後他在魯滌平部下第二師當營長,到家鄉駐防。
“我的舅舅死了,我聽到訊息以後就請假回去奔喪。路上我要經過童年時代的家。我的老祖母還活著,八十多了,身體還很健旺,她聽說我回來,走了十里路來迎我,請我不要計較過去。她的態度非常謙恭。我對這一轉變感到很奇怪。是什麼原因呢?我馬上想到這不是因為她個人感情有了什麼轉變,而是因為我在外面發了跡,從一個無業遊民變成一個月掙二百元大洋軍餉的軍官。我給老太太一些錢,她以後就在家裡讚揚我是個模範‘孝子’!”
我問彭德懷受到什麼書籍的影響。他說,他年輕的時候讀過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第一次開始對軍人應對社會負有什麼責任有了一些認真的考慮。“司馬光筆下的戰爭都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只給人民帶來痛苦——很象我自己的時代裡中國軍閥之間的混戰。為了要使我們的鬥爭有一些意義,為了實現長期的變革,我們能夠做些什麼?”
彭德懷讀了梁啟超、康有為以及其他許多對毛澤東也發生過影響的作家的著作。有一個時期,他對無政府主義也有一些信仰。陳獨秀的《新青年》使他對社會主義發生了興趣,從此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國民革命正在醞釀中,他當時任團長,覺得有必要用一種政治學說來激勵他的部下計程車氣。孫逸仙的三民主義“比起梁啟超來是個進步”,但彭德懷感到“太含糊混亂”,雖然當時他已是國民黨員。布哈林的《共產主義入門》使他覺得是“第一次提出了一個實際合理形式的社會和政府的一本書”。
到一九二六年彭德懷已讀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簡介、《新社會》(一個著名的中國共產黨員著)、考茨基的《階級鬥爭》以及許多對中國革命作了唯物主義解釋文章和小冊子。彭德懷說,“以前我只是對社會不滿,看不到有什麼進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讀了《共產黨宣言》以後,我不再悲觀,開始懷社會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
雖然彭德懷到一九二七年才參加共產黨,他在自己的部隊裡吸收相信共產主義的青年,辦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訓練班,成立士兵委員會。一九二六年,他同一個中學女生結了婚,她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但在革命期間,他們分了手。一九二八年以後彭德懷就沒有見到過她。就是在那一年七月,彭德懷舉行起義,佔領了平江,開始了他的叛逆或土匪——看你怎麼叫——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