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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方領導人所徵的稅，官方估計這在甘肅省約一千多萬。②
造成人民負擔的另一個原因是地方民團，這本來是為了防範土匪而組織的，在許多情況下已墮落為魚肉鄉里的匪幫。”
斯坦普爾博士引證的數字表明，民團的維持費達地方政府總預算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當然，在維持大規模正規軍的負擔之外，再加上這一筆負擔是很可觀的。據斯坦普爾博士說，正規軍的維持費佔去了甘肅陝西兩省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我在陝西遇到的一個外國傳教士告訴我，他有一次曾經跟著一頭豬從養豬人到消費者那裡，在整個過程中，看到徵六種不同的稅。甘肅的另外一個傳教士談到，他看見農民把家裡的木樑拆下來（在西北木料很值錢）運到市場上去賣掉來付稅。他說，甚至是有些“富農”，雖然在紅軍到達之初態度並不友好，但也是無所謂的，而且認為“隨便什麼政府都不會比原來那個更壞”。
但是從經濟上來說，西北絕不是個沒有希望的地方。它的人口不多，許多土地都很肥沃，要生產大大超過消費，是輕而易舉的事，只要改進灌溉系統，它的一些地方很可能成為“中國的烏克蘭”。陝西和甘肅有豐富的煤礦。陝西還有一點石油。斯坦普爾博士預言，“陝西，特別是西安附近的平原，很可能成為一個工業中心，其重要性僅次於長江流域，只需把煤田用來為自己服務就行了。”甘肅、青海、新疆的礦藏據說非常豐富，很少開發。斯坦普爾博士說，單是黃金，“這一地帶很可能成為第二個克朗代克。③”
這裡，肯定地說，存在著早已成熟的實行變革的條件。這裡，肯定地說，存在著人們要起來反對的東西，即使他們還沒有鬥爭的目標！因此，當紅星在西北出現時，無怪有千千萬萬的人起來歡迎它，把它當作希望和自由的名勝徵。
但是紅軍究竟是不是好一些呢？
①見斯坦普博士著《西北各省與其發展前途》，由國家經濟委員會非公開出版（一九三四年七月南京）。不幸，像斯坦普博士和國聯其他調查華南和華中的專家的許多說明問題的報告一樣，這本書沒有公開發行。
②這是個保守的估計，因為它沒有提到甘肅和陝西兩省軍方主要的非法稅收——多年以來一直是鴉片稅。西安府給我的數字表明，馮玉祥將軍控制這一帶時，每年可從這一來源得到八千萬元。從那時以後，此數無疑已大為減少，那是由於南京鴉片專賣的競爭，但仍每年有好幾百萬。
③在加拿大西北邊境，上世紀末曾發現金礦。——譯註
三
蘇維埃社會（上）
不論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南方的情況如何，就我在西北所看到的而論，如果稱之為農村平均主義，較之馬克思作為自己的模範產兒而認為合適的任何名稱，也許更加確切一些。這在經濟上尤其顯著。在有組織的蘇區的社會、政治、文化生活中，雖然有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簡單指導，但是物質條件的侷限性到處是顯而易見的。
前已強調指出西北沒有任何有重要意義的機器工業，這個地區比中國東部一些地區受到的工業化影響要少得多，它主要是農業和畜牧區，好幾個世紀以來，文化趨於停滯狀態，雖然現在存在的許多經濟上的弊端無疑地是半工業化城市中經濟情況變化的反映。但是紅軍本身就是“工業化”對中國的影響的顯著產物，它對這裡化石般的文化所帶來的思想震盪確確實實是革命性質的。
但是，客觀條件不允許共產黨有可能組織大大超過社會主義經濟初生時期的政治體制，對此他們自然只能從未來角度來加以考慮，以期有朝一日他們有可能在大城市中取得政權，那時他們可以把外國租界中的工業基地接過手來，從而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奠定基礎。在此以前，他們在農村地區的活動主要集中在解決農民的當前問題……土地和租稅。這聽起來可能有點象俄國以前的民粹派反動綱領，但是，其根本不同之處在於這個事實：中國共產黨人從來只把分配土地看成是建設群眾基礎的一個階段，使他們能夠發展革命鬥爭，以奪取政權和最後實現徹底的社會主義改革的一種策略。屆時集體化就勢所難免。
中華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一九三一年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基本法律》①中詳細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提到“最高綱領”的話清楚地表明，中國共產黨人的最終目的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建設一個真正的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在此以前，必須記住，紅區的社會、政治、經濟組織一直不過是一種非常臨時性的過渡。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