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 作者:斯諾

第7部分 (第2/4頁)

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在我見到他時他仍擔任這一職務。他在南方進行了多年的艱苦鬥爭，用步槍、機槍、鐵鍬對付轟炸機、坦克、裝甲車，對付作為敵人後援的大城市全部財力，這一英勇的努力是為了要保住小小的蘇維埃共和國，它沒有海港，甚至沒有鹽吃，不得不用鐵的意志來代替；後來他又身罹重病，九死一生，終於長征到了西北的紅色新根據地。

背棄古代中國的基本哲學，中庸和麵子哲學；無可比擬的吃苦耐勞的能力；無私地忠於一種思想和從不承認失敗的不屈不撓精神——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這個紅軍的故事和參加建立紅軍的一個人的故事中。我暗自想，周恩來一定是個狂熱分子，因此我想尋找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說有這種神色的話，我卻沒有發覺出來。他談吐緩慢安詳，深思熟慮。

因此，周恩來給我的印象是，他頭腦冷靜，善於分析推理，講究實際經驗。他態度溫和地說出來的話，同國民黨宣傳九年來汙衊共產黨人是什麼“無知土匪”、“強盜”和其他愛用的罵人的話，形成了奇特的對照。

不知怎麼，當他陪著我走過安靜的鄉間田埂，穿過芝麻田、成熟的小麥田、沉甸甸地垂著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去時，他似乎是一點也不像一般所描繪得赤匪。相反，他倒顯得真的很輕鬆愉快，充滿了對生命的熱愛，就像神氣活現地彷彿一個大人似的跟在他旁邊走的“紅小鬼”一樣，他的胳膊愛護地搭在那個“紅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開大學時期演戲時飾演女角的那個青年——因為在那個時候，周恩來面目英俊，身材苗條，像個姑娘。

①外國租界當然沒有遭到攻打，國民黨只佔領了上海的中國人管轄部分。

三

賀龍二三事

第二天早晨六點鐘，我就同一隊大約四十名青年一起出發，他們是屬於通訊部隊的，正要護送一批物資到保安去。

我發現只有我自己、外交部的一個人員傅錦魁和一個紅軍指揮員李長林有坐騎。也許這話說得並不完全確切：傅錦魁（譯音）在一頭壯實的、但是負擔已經過重的騾子背上擠了一個棲身的地方；李長林騎的一頭驢子，負擔同樣過重；我像騰雲駕霧似的跨在僅有的一匹馬上，它是不是真的在我跨下，有時我也沒有多大把握。

我的這頭牲口的弓背像一彎新月，邁步像駱駝一樣緩慢，瘦腿軟弱發抖，隨時可能倒下不起，嚥下最後一口氣。我們順著河床爬到河邊懸崖上的羊腸小道時，它使我特別擔心。要是我在它的瘦骨嶙峋的背上稍微挪動一下重心，我們倆就會一起掉向下面岩石嶙峋的峽谷中去。

李長林高高地跨在他的一堆行李上，看到我的狼狽相，不禁大笑。“你坐的馬鞍倒不錯，通知，不過馬鞍下面是什麼東西？”

我沒有抱怨的份兒，因為畢竟我算老幾，能夠騎馬；但是對他的玩笑，我禁不住說道：“請你告訴我，李長林，你們怎麼能夠起著這種瘦狗去打仗呢？你們的紅軍騎兵就是這樣的嗎？”

“不是！你會看到的！你的牲口‘壞啦’？就是因為我們把這種牲口留在後方，我們的騎兵在前線才不可戰勝！要是有一匹馬又壯又能跑，就是毛澤東也不能把它留下不送前線！我們在後方只用快死的老狗。什麼事情都是這樣：槍炮、糧食、農服、馬匹、騾子、駱駝、羊——最好的都送去給我們的紅軍戰士！如果你要馬，同志，請到前線去！”

我決定一有可能就按他的勸告去辦。“但是，李長林，你自己怎麼不在前線呢？你也‘壞啦’？”“我，‘壞啦’？決不是！但是前線少一個好人比少一匹好馬好辦！”

真的，指揮員李長林看來是個好人，好布林什維克，而且還是說故事的好手。他當紅軍已有十年了　，曾經參加過一九二七年的著名的南昌起義，從那時候起，共產主義在中國成了一支獨立的力量。我在李指揮員旁邊，一起在陝西的山溝溝裡爬上爬下，有時騎著馬，有時下來步行，喘著氣，忍著渴，一邊就聽著他講一個接著一個的趣聞軼事，有時在再三要求和追問之下，他甚至也賞面子說一說自己。

他還是個年輕人，大約三十一、二歲，但是隨著他慢慢地講開了他的經歷，你可能以為他死去活來已有十多次了。我在他身上開始發現一種後來我在這樣奇怪地鐵一般團結的中國革命家身上一再碰到的特有品質。有某種東西使得個人的痛苦或勝利成了大家集體的負擔或喜悅，有某種力量消除了個人的差別，使他們真正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卻又發現存在於他們與別人共自由同患難之中。

可是，如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