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 作者:斯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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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的有些辦法，現在已為蔣介石的精銳“新軍”和他的新生活運動所仿效——有好得多的條件來實現。但是紅軍說，有一樣東西是白軍沒法仿效的，就是他們的“革命覺悟”，那是他們維繫鬥志的主要支柱。要知道這種革命覺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最好是看一看紅軍的政治課——那裡你可以聽到深印在這些青年的腦際，使他們為之戰鬥和犧牲的簡單的信條。

六

政治課

一天下午無事，我就去找紅軍政治部的劉曉，他的辦公室在預旺堡城牆上的一個碉堡裡。

我見到的指揮員和黨的領導人已經不少了，但是士兵群眾卻不夠。到現在已經很明顯地可以看出，紅軍指揮員們都是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是透過共產黨派在部隊每一單位的政治部中的代表有效地受到共產黨的領導。當然，托洛茨基先生可能會爭論，他們究竟是好馬克思主義者還是壞馬克思主義者，但我在這裡卻不想作這樣微妙的區分。重要的是，按他們自己的方式，他們是社會主義的自覺戰士；他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相信自己是一個世界性運動的一部分。

我對劉曉說，“我已見了不少指揮員，但士兵卻見得不夠。普通戰士究竟怎麼樣？這些反帝和階級鬥爭的玩意兒，他到底相信幾分？我要去參加他們的政治課，希望你同我一起去。他們的方言太多，我一個人去不能全聽懂。”

劉曉是我在紅軍中遇到的思想最一本正經，工作最刻苦努力的青年之一。他是個極其認真的二十五歲的青年，面容清秀聰明，態度極其溫和謙恭、彬彬有禮。我感覺到他內心中對自己同紅軍的關係極為自豪。他對共產主義有一種宗教式狂熱的純粹感情。我相信，他如接到命令是會毫不猶豫地開槍打死不管多少的“反革命分子”和“叛徒”的。

我沒有權利闖到他那裡去打擾他的工作，但是我知道他奉到命令要盡一切可能協助我。他有好幾次充當我的翻譯，因此我就要充分利用這個條件。我也認為，他厭惡外國人，後來他向我談了他的簡短自傳以後，我就不怪他了。他在自己的國土上曾兩次遭到外國警察的逮捕和囚禁。

劉曉以前是湖南辰州府一所美國教會學校東景書院的學生。他在一九二六年和大革命以前本來是個虔誠的原教旨派基督教徒，熱心基督教青年會工作。一天他領導一次學生罷課，被學校開除，家庭與他斷絕關係。他對在中國的“教會的帝國主義基礎”有了認識以後，就去了上海，積極參加那裡的學生運動，加入了共產黨，被法租界警察逮捕。一九二九年獲釋後，又找到了同志們，在共產黨地下省委領導下工作，又被英國警察逮捕，關在有名的華德路監獄，受到電刑拷打，要他招供，後來移交給中國當局，又關監牢，到一九三一年才重獲自由。當時他才二十歲。不久之後，他就由共產黨的“地下交通”送到福建蘇區，從此就一直在紅軍裡。

劉曉同意陪我一起到一個列寧室去參觀上政治課。這是一軍團二師二團的一個連在開會，有六十二人參加。這是該連的“先進小組”；另外還有一個“第二小組”。紅軍中的政治教育是透過三個大組進行的，每個大組分為上述兩個小組。每一小組選出自己計程車兵委員會，同上級軍官商量辦事，派代表參加者蘇維埃。這三個大組中，一個是由連長以上軍官組成；一個是由班長和士兵組成；一個是後勤部隊——炊事員、馬伕、騾夫、通訊員和少先隊。

屋子裡裝飾著綠色的松柏樹枝，大門上釘著一顆紙製的大紅星。裡面是必備的馬克思和列寧的畫像，另一面牆上是淞滬戰爭英雄蔡廷鍇將軍和蔣光鼐將軍的照片。有一張俄國紅軍在紅場集合慶祝十月革命的巨幅照片——那是從上海一家雜誌上剪下來的。最後，還有一幅馮玉祥將軍的巨幅石版印刷像，下面的口號是“還我河山”！這是中國一句古話，現在由於抗日運動而復活了。

戰士們坐在他們自己帶來的磚塊上（常常可以看到士兵們上學去時，一手拿著筆記本，一手帶著一塊磚頭），帶領他們的是連長和政治委員，兩人都有是黨員。據我瞭解，題目是“抗日運動的發展”。一個身材頎長、面容瘦削的青年在講課，他似乎是在總結五年來中日“不宣之戰”，提高嗓門在喊叫。他談到日本侵略滿洲，他自己在那裡的經歷，他當時是張學良少帥的軍隊的一個士兵。他譴責南京下令“不抵抗”。然後他介紹了日本　對上海、熱河、河北、察哈爾和綏遠的侵略。他說每次侵略中“國民狗黨”都不戰而退。他們“把我國四分之一的領土奉送給了日本強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