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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先的妻子在雪竇寺住了一段時間，特務隊發現憲兵連長陸文康對她經常去拉關係。經瞭解查明陸文康曾是蔣孝先的部下，便打電報給軍統局。不久，憲兵司令部就把陸文康全連調開，另派憲兵第八團第七連（連長童鶴年）配合執行監視任務，以防發生意外。張學良在中旅社住下不久，覺得自己佔用整個中旅社不好，便對錢君立經理說：“你這麼小的一個旅行社招待所給我包下來，怎麼行？”錢經理回答：“有人付錢，你放心住著好了。”張學良說：“不好！我給你一點錢，你在附近找地方給我另造一所房子。”說完，張學良拿出500英鎊（相當於當時的中國法幣15000～20000元）交給錢經理。錢經理按照張學良的意思，花近100元在附近水澗巖買了一塊靠山向陽的地皮，到奉化縣政府辦理了買地手續，用40多天的時間造了一棟洋鐵皮屋頂、三開間的兩層樓房，並且添置了傢俱什物。房子造好後，張學良向劉乙光提出搬家，劉乙光向上面請示，結果不同意，張學良很氣憤，說：“算了，不搬也罷。我死也死在這裡了
雪竇山“讀書”（5）
據說，張學良被軟禁在雪竇山時，原東北軍部分下級官兵還策劃了一次營救張學良的秘密行動。原來，張學良失去自由後，他的座機——一架德國進口的容克Ju52客機，即移交杭州筧橋的中央航空學校保管。中央航校有一批原東北空軍的官兵對他們的長官被軟禁很痛心，密謀營救張學良出逃。蔣介石常常詢問這架飛機的狀況，原東北軍軍官、主管訓練的中央航校副校長馮克昌都以“機器已壞，不能起飛”搪塞，實際則暗中維修，只待時機一到就能起飛。3月中旬一天，清晨三四點鐘，馮克昌等人將他們所能控制的原東北空軍官兵為骨幹的幾個學員隊約一二百人組織起來分乘幾輛卡車，以春遊為名，從機場出發直駛溪口雪竇山。馮克昌等人的突然到來，使看守的軍統特務措手不及，他們勢單力薄，不得不同意馮拜望老長官。見面後，馮克昌向張學良懇切陳詞，希望張能同他們一起速去筧橋機場，轉乘容克飛機徑飛香港，但遭到張學良的拒絕。馮克昌等人見張學良堅持不肯走，只得敬請老長官珍重。張學良隨即在客廳裡親書一橫幅相贈，勉勵他們多多為國盡力。不過，有許多人對這個故事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如當時與張學良幾乎天天在一起的錢君立就不以為然。
蔣介石在溪口休養期間，一些國民黨軍政要員前來拜訪，經蔣的允許，也順便到雪竇山看望一下張學良。除前章提及的西安方面部屬外，國民黨黨政軍方面的重要人物有汪精衛、宋子文、邵力子、錢大鈞、陳布雷、吳國楨、賀耀組、祝紹周、董顯光、貝祖貽夫婦、宋子良；東北###與舊屬有莫德惠、劉尚清、王樹翰、劉哲、王樹常、閻寶航、王卓然、田雨時、于學忠諸人。以前的顧問端納也趕來和張學良見了最後一面。這些人有的只坐一兩小時就下山了，先後上山被張學良招待吃過飯的有汪精衛、宋子文、莫德惠、端納等人，宋子文還陪張學良在山上住了一夜。”
1937年2月上旬，劉尚清與閻寶航來到溪口，經蔣允許後到雪竇山上見到了張學良。此時山上積雪未化，寒氣逼人。張學良先見劉尚清，兩人交談了約半小時。隨後接見閻寶航。近兩個月來，閻寶航為了營救張學良，幾次往返奔波於西安、南京、上海、溪口之間，十分辛勞。見了張學良的面，話反倒不知從何說起。閻寶航本想把幾個月來奔波的經過簡要地報告一下，但閻剛入話題，張學良以手勢加以制止，示意窗外竊聽。閻見此情形，只好把話埋藏到心裡，安慰張學良說：“漢公，為國為家，還要保重身體，再見吧！”然後含淚告別。從此他們再也沒有見面機會了。
宋子文是西安事變和平談判的當事人，他對自己的妹夫食言而肥毫無辦法，只能以對張學良的關懷來減輕自己的負疚感。據說，宋子文曾警告蔣介石：你要是對那個小傢伙（指張學良——筆者注）有不利的地方，那我就立即把你的內幕都公諸於。這也成為蔣不敢對張學良下毒手的原因之一。”1937年1月4日，宋子文與李石曾、閻寶航來溪口為張學良說情，老奸巨滑的蔣介石察知大舅子的來意，乾脆讓國舅爺吃了一回閉門羹。宋見不到蔣，自然也見不到張學良，灰溜溜地離開了溪口。4月，宋子文以親戚關係來溪口為蔣介石之兄蔣介卿出殯送行，這次徵得蔣的同意，順便到山上看望張學良。見面後，二人似乎有說不完的話，宋當晚便住在山上，抵足徹夜長談。第二天分別時，兩人都是依依不捨的樣子。這可能是張、宋這對趣味相投的好友的最後一次見面。不過，在此後的歲月裡，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