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十四年:越南戰爭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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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危機一觸即發，肯尼迪和赫魯曉夫在維也納進行私人會晤。結果，來自烏克蘭的農夫結結實實地給初出茅廬的年輕總統上了一課。肯尼迪的彬彬有禮和翩翩風度在赫魯曉夫的狡黠和粗魯面前全然無用，赫魯曉夫始終表現出一副兇惡的、冷嘲熱諷的態度，就像”要撲過來似的“，他在柏林問題上發出了最後通牒，說：這根骨頭必須從蘇聯的喉嚨裡去掉！如果美國要在這個問題上打仗，那他也沒有辦法。對付企圖發動戰爭的瘋人，只能給他穿上緊身衣。

為了嚇住肯尼迪，赫魯曉夫還不失時機地亮出核大棒，此時恰逢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召開，赫魯曉夫在與肯尼迪會晤後趕回莫斯科，在開幕式上用他特有的大嗓門宣佈說，蘇聯很快就要爆炸一枚５，０００萬噸級的核彈——等於過去扔在廣島的原子彈的２，５００倍，等於歷史上一切戰爭所使用的全部烈性炸藥的五倍。爆炸試驗之後，他又告訴代表們說，爆炸結果”證明它比科學家們原來估計的５，０００萬噸還要大一點“，當然科學家們決不會因為這個計算”差錯“而受到處罰。這引起了代表們的鬨堂大笑。

肯尼迪聽到這個訊息可笑不出來，他主動向赫魯曉夫提出再舉行一次密談。肯尼迪竭力勸阻赫魯曉夫不要採取莽撞的步驟，赫魯曉夫斷然拒絕，說：”我要和平，但如果你要戰爭，那是你的事。“會晤再次不歡而散，肯尼迪沮喪地說：”今年冬天想必會很冷的。“儘管後來慣於虛張聲勢的赫魯曉夫從柏林問題的強硬態度上縮了回來，但在會晤中感到震懾的肯尼迪認為，赫魯曉夫這麼做是由於豬灣慘敗引起了對美國和他本人的藐視。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肯尼迪說：”現在我們在使人確認我們的實力方面存在一個問題，而越南就是問題所在。“毫無疑問，豬灣入侵慘敗是一次十分丟臉的挫折，寮國事態則顯示了美國的軟弱無力。上任以來，肯尼迪的新班子就像一支蹩腳球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卻無一球命中。寮國事態的影響尤其顯著。一位白宮幕僚的話代表了美國官員們的普遍看法：寮國事件之後，美國經不起在南越不全力以赴。肯尼迪本人也強調，寮國政策儘管必要，但已導致了美國不用對抗共產主義的形象，如果在南越的表現再被視為軟弱，那麼東南亞各國必定驚惶不安，陣腳大亂。

在*黨內，肯尼迪一貫以堅決*著稱。還是參議員的時候，他就高聲疾呼。”內部革命“、”顛覆“、”間接侵略“、”灌木林火戰爭“已成為共產主義擴張的主要方式，它們蠶食和侵蝕”自由世界“，最終可能造成美國的孤立、屈服或毀滅。他在總統就職典禮後向幕僚們提出的頭幾個問題之一，便是美國正在怎樣對付游擊戰。　。　想看書來

特種作戰難救傀儡（3）

在上任３個月後的一篇演說中，肯尼迪危言聳聽地說：”我們在世界各地面對一個堅如磐石、冷酷無情的陰謀運動，它主要依靠秘密方式擴張其勢力範圍——依靠滲透而非入侵，依靠顛覆而非選舉……依靠夜間活動的游擊隊而非白天作戰的正規軍。“顯而易見，在肯尼迪看來，阻止共產主義勢力控制第三世界是美國面對的最嚴峻、也最值得對付的挑戰。他決心，美國將重新組織各種力量，在第三世界打一場比常規戰爭更難取勝的”反叛亂“戰爭。

由”反叛亂“理論家、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沃爾特·羅斯托出謀劃策，肯尼迪指示國防部長研究”增加反叛亂資源“問題。１９６２年１月，經總統批准，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反叛亂特別委員會“，由馬克斯韋爾·泰勒任主席，成員包括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喬治·邦迪、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萊曼·蘭尼茲爾、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麥康以及其國防部、國務院大員等人。這是”反叛亂“的最高政策計劃和協調機構。隨後，軍方的”反叛亂“分支體制問世，它自參謀長聯席會議之下的”反叛亂與特種活動聯合參謀處“和陸海空三軍各自的專門機關構成。

肯尼迪還推動在國務院舉辦”反叛亂“講習班，他親自出馬，和自己寵信的羅斯托、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傑·希爾斯曼（二戰時期的戰略情報局游擊戰專家）等要員輪訓將去有”叛亂“或其可能性存在的國家工作的中、高階官員，一時間”反叛亂“熱潮席捲美國政府安全、國防和外交部門。

肯尼迪的安全智囊們認為，對付亞、非、拉人民革命，”不在於使用核武器，甚至不在於使用龐大的常規部隊，而在於綜合採用政治、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