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回首"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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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打電話問###。文藝處問我，我要他們回答“不知道”，一句話也不要多說。因為我知道這是江青搞的。

當時，各地報紙都轉載了姚的文章，只有北京不登。江青等十分惱火。這時，江青從上海打電話給我。我是最怕接她電話的，因為聲音特別小，像蚊子一樣。她在電話裡問：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沒有？我說看到了。她又問：怎麼樣？這就很明白了，事情就是江青等搞起來的。

過了幾天，北京報紙仍未轉載。彭真找周揚、許立群和我到人民大會堂開會，商量是否轉載的問題。我說，江青已打電話來，不轉載恐怕是不行了。彭真同意轉載，但要加一個按語說明是學術問題，可以討論。彭真很慎重，把按語草稿送給總理看。總理很穩，在按語里加了兩句主席的話：“即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也是可以討論的。”

這時，江青已在上海把姚文印成小冊子送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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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臺鑼鼓和收場鑼鼓（1）

《幾番風雨憶周揚》寫完，引起我再寫一篇回憶的興趣，總題目已經偷得，就是：《從〈二月提綱〉到〈彙報提綱〉》。說〃偷得〃，因為這原是別人文章的題目，雖然只是作為副題，終歸是〃版權所有〃吧。那是１９７６年夏天，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鬧得正緊的時候。批〃三株大毒草〃，其中一株是《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原題為《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彙報提綱）》）。報紙和刊物發表了多少批判文章，機關和學校開了多少批判會，出版社還單獨編印了一本《評〈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據說發行達幾千萬冊，其中就有一篇，題為：《兩個提綱一條黑線……從〈二月提綱〉到〈彙報提綱〉》。

其所以要〃偷〃這個題目，因為它的確構思巧妙。現在看來，如果把批《二月提綱》看作〃文化大革命〃的開臺鑼鼓，那麼，批包括《彙報提綱》在內的〃三株大毒草〃，不是可以看作〃文化大革命〃的收場鑼鼓嗎？當然，那篇批判文章用這個題目的時候，是沒有意識到〃文化大革命〃就要收場了的，它以為〃文化大革命〃還要好戲連臺呢。

其所以要〃偷〃這個題目，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批判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HT５Ｋ〗〖GK2！〗十年前，即一九六六年二月，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將開始之際，劉少奇一夥也炮製過一個《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從思想體系上說，今天的這個《彙報提綱》，同當年的那個《彙報提綱》完全一脈相承，頗有異曲同工之妙，有趣的是，在今天這個《彙報提綱》的主持者和炮製者中，有些人在當年〃二月提綱〃中也有著他們的一份〃貢獻〃。〖HK〗我也感到〃有趣〃，批判者所說的〃有些人〃，指的是誰呢？恰好，我同這兩個提綱的起草過程，都有一點接觸，所以我可以確切地說出誰是這兩個提綱的〃主持者和炮製者〃。

《二月提綱》的主持者，是彭真；〃炮製者〃就兩個人，是###的兩位副部長，許立群和姚溱。這是在《五一六通知》和作為通知附件下發的《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中記明瞭的。這三個人，或死（姚溱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就被迫自殺，直接的原因是在###的批判大會上，並非###工作人員的康生秘書跑來發言，說姚是彭真派到康生身邊的特務，第二天人們得知，姚於會後的當晚懸樑），或囚（彭到１９７５年才出來，放逐到陝西，許也才出來，在北京，沒有工作）。他們與《彙報提綱》，能有什麼關係呢？毫無關係。

《彙報提綱》的主持者，是胡耀邦和胡喬木，或者還應該加上李昌。耀邦和李昌，是剛派到中國科學院去的黨的小組成員，是提出《彙報提綱》的負責人；喬木是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成員，是主持修改《彙報提綱》的負責人，執筆者多一些，是中國科學院的幾個人，包括吳明瑜，還有被政治研究室找去參加修改的幾個人，包括甘子玉和我，以及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人員。這三位主持者，與《二月提綱》毫無關係；執筆者中，也都與《二月提綱》毫無關係，除了我。

那麼，莫非就是指的我？我不配。無論從職務講，還是從作用講，我都夠不上炮製者這個格。而且，就算抬舉我為炮製者，主持者還缺位，一個人也不能叫〃有些人〃。

開臺鑼鼓和收場鑼鼓（2）

我猜，批判者想指的、想揪的，是吳冷西和胡繩。吳和胡對《二月提綱》是有貢獻的，不管這貢獻二字打上引號還是不打引號。吳是提出《二月提綱》的五人小組的成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