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我

第9部分 (第2/3頁)

、《陳毅市長》（沙葉新作）、《東進！東進！》（所云平等作）等。

我記得老詩人艾青舉起大拇指說：“戲劇創作了不起！”

我記得老作家丁玲對我說：“這兩年戲劇創作走在了最前面。”

我記得文藝工作的老領導周揚在一個會議上說：“各種藝術形式中，戲劇，特別是話劇最活躍，而且最有成績。這不僅是‘四人幫’統治十年中不可能有的，也是十七年時期所沒有的。對這一點，要有充分的估計。”

1979年整整一年所展演的一百三十七臺劇目，標誌著戲劇創作的空前繁榮。它不僅是一種文藝現象，更是一種歷史現象，只可能出現在摧毀了“四人幫”的文化專制，思想獲得解放的這個社會轉型的歷史時刻。中國的戲劇工作者在十年“文革”中經受了太多的精神苦難，同時也在政治大封閉中經受了最嚴峻的磨鍊。他們同人民群眾的聯絡更緊密了，對人民的政治願望和生活的艱辛也有了更深切的瞭解。十年的社會大動亂，各種各樣觸目驚心的社會現象，不但使他們積累了豐富的生活素材，並且促使他們對中國的現狀和歷史進行冷峻而深沉的思考。他們的心中燃起了對新時代的熱烈嚮往，產生了不可遏制的藝術創作的衝動。因而話劇創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形成了新時期文藝創作的第一個高潮，這是文藝思想撥亂反正的必然結果。

1982年末，吳雪同志和我受聘聯合主編《中國新文藝大系（1976—1982）戲劇集》，我們經過多次討論，選輯了十四部話劇作品，八部戲曲作品，並且把我們對這一個時期戲劇創作的成就和特點的認識，以及它對中國戲劇發展的意義，都扼要地寫進書前的那篇《導言》裡了。

1979年10月召開的第四次文代會，和鄧小平同志在會上的祝辭，無疑是中國文藝邁進一個嶄新時代的重要的歷史性標誌。

1980年2月，在胡耀邦同志的關懷下，又由中國劇協、中國作協、中國影協聯合召開了“劇本創作座談會”，圍繞著當時引起激烈爭議的三個劇本：話劇《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騙子》）、電影《在社會的檔案裡》和《女賊》，展開討論。我參加了這個座談會，聆聽了全部發言。這幾個作品都很尖銳地觸及到了我們社會的弊端，《騙子》更揭露了幹部的特權，因此許多人難以接受。有的人批評這幾個劇本的發言是很動感情的，言詞也很激烈，的確反映了在那個特定的時期人們的某些真實情緒。社會在轉型，舊的秩序被破壞了，舊的觀念被沖毀了，出現了許多人們還感到陌生的社會現象。特別是像我這一代人，在長期的政治壓力下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政治敏感，近似於一種條件反射，遇到一個新現象、一部新作品時，先要問：是姓“資”還是姓“社”？是“左”還是“右”？是“革命”還是“自由化”？這些前一個時代遺留下的觀念和思維習慣，看來還會繼續地纏繞在人們的頭腦裡，不斷地爭議，甚至不斷地鬥爭。

這個座談會最值得紀念的，是胡耀邦對座談會的關懷，和他極力倡導的平等自由的討論，以及他最後發表的長篇講話。

2月12日和13日兩個半天，在京西賓館的大禮堂裡，文藝界一千餘人聆聽胡耀邦的講話。他分八個論題詳盡地闡述了文藝工作者要正確地認識社會現實，文藝創作的題材無比寬闊，文藝作品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要培養一支敢想敢幹、百折不撓的文藝創作大軍。他指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需要有三個高峰：思想理論高峰、科學技術高峰、文學藝術高峰。80年代是向四個現代化邁進的開始，也是我們文藝界向新的高峰邁進的開始！

最激動人心的，是他以黨的最高領導人的身份，用響亮的聲調，激越的情感，揮動著手臂，向大家莊嚴宣佈：“我們的黨要發誓，堅決不許對文藝作品妄加罪名，把作家打成反革命！”全場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人們熱淚盈眶，慶幸那個借文藝批評之名對作家實行殘酷迫害的可怕年代終於一去不復返了。

進入80年代以後，中國社會發生急劇變革，人們的文化生活方式發生變化，電視機進了家庭，劇場的觀眾逐漸減少，戲劇面臨新的困境，創作高潮逐漸平息下去。

這時，金山先生和我有了一次極富啟發性，並且對我往後的工作產生很大影響的談話。談話的主題是戲劇界要重視電視劇的發展。他預見到隨著電視機的普及，電視劇將成為擁有最多觀眾的一門嶄新的戲劇形式。他引導我把藝術目光轉向正在興起的電視劇。

金山，不但是一位傑出的表演藝術家，也是一位很有遠見、思想極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