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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播了。陳北鷗偷偷向一個右派分子傳遞訊息，是冒著風險的，因為那個時候所有的人都同我劃清了政治界限，要把右派徹底孤立。
解說：在杜高的檔案裡，除了他自己的檢討和交代，還有許多朋友之間的相互檢舉揭發。在專案小組的監控下，在大批判的高壓下，杜高和他的朋友們只能不停地寫檢舉材料，不停地把昔日的朋友當作敵人來鞭撻。
杜高：比如像汪明，我說他非常悲慘。他還是像“肅反”運動一樣，還是跳上臺去揭發，坦白交代自己，揭露吳祖光，揭露小集團。他為了表白自己，交代了很多，有些很不實事求是，有意醜化、誇大了的。他為了表現自己，你看我對黨是多麼忠誠啊，我是多麼願意坦白，把我思想靈魂裡面的最骯髒的東西，我都給交代出來，把我們講過的什麼話，開玩笑的話，什麼都寫成材料。所以，後來吳祖光夫婦還有幾個朋友對他不是很諒解，但是我還是從心裡非常同情他，因為我很瞭解他，他本質上是一個非常單純、非常熱情的年輕藝術家，而且他是很要求進步啊，他的確是很信任、很擁護共產黨的這麼一個年輕人。
解說：朋友間的相互檢舉和揭發不但沒有保住自己，相反，這些材料反而成了“小家族”新的罪證。批判“小家族”的文章和發言接踵而至，一篇又一篇，調子也越來越高了。
杜高：發言集中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小家族”怎麼反黨，從政治上對我們進行揭露和批判。還有的發言就是說我們這些人生活怎麼腐化，怎麼糜爛，資產階級的享樂，而且玩弄婦女，拼命地醜化我們。其實我們那個時候年紀輕都沒有結婚，特別悲慘的是汪明，我知道他一次戀愛都沒有談過，結果他的右派罪行裡說他玩弄婦女，我每想到這個都很為他悲傷的。所以在“肅反”運動裡，有一天晚上，專案組一個女的，來審訊我，要我交代：你和哪些女孩子戀愛過？你心裡喜歡過誰？你們幹過些什麼？我當然都老老實實交代了。那個時候，我是一個很純潔的青年，我和誰跳過一次舞、看過一次電影，或者一同吃過一次飯，我都交代了。我也有過一次戀愛，很年輕啊，都交代了。她還不滿足，沒有盡興，再問：你跟那些女的到了什麼程度？接過吻沒有啊？你看，我那個時候很不好意思，她是一個比我年長的婦女，早已經結婚的人，她還要追問：你和誰發生過關係沒有？我說沒有。那你心裡想過沒有？我是一個男青年啊，我想過啊，我不說謊啊！她說：你要老實交代這個。她對這個興趣很大。我現在回憶起這些審問，我感覺都是對一個人的人格、對人性、對人的尊嚴的一種摧殘。
陳曉楠：1958年2月，文化部把划進“二流堂”和“小家族集團”的全部成員召集到一起，開了最後一次會，一位副部長在會上宣佈了對他們的處理決定：田莊、陶冶隨吳祖光等人送往北大荒監督勞動；戴浩、杜高和汪明另作處理。這時候，杜高已經預感到對自己的處理會更為嚴重，但是他卻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為公安機關的專政物件。
杜高：1958年4月18日，這一天我當然是不能忘記。那天一早我到文聯大樓去，他們都已經安排好了，就把幾個，一共五個要送去勞動教養、開除公職的右派，叫到黨委的辦公室，就告訴我們：要讓你們看“反右”結論，在結論上簽字，看你同意不同意。我根本都沒怎麼看，我就看了一眼，他們用手蒙著那個紙啊，最後一行不要我們看，就看你同不同意你的這些罪名。這個已經批判了無數次了，我一看不就是“小家族”啊什麼的，吳祖光啊，不就這些內容嘛，我就簽了一個字，同意了。然後他把手拿開，根據以上的這些罪行，決定開除公職，勞動教養。這個時候從隔壁的屋子裡，走進一個公安人員，夾著一個黑皮包，他已經埋伏在那裡，已經等在隔壁的屋子裡了。他進來，把我們帶走了。卡車就停在文聯大樓的門口，公安局的卡車等在那裡把我們送走。我們被押上了那個卡車。所有大樓裡的人，沒有一個跟我們打招呼的。我們穿過文聯大樓，就是現在王府井大街商務印書館那個樓，第三層，從那裡走過。我印象裡最深的，唯一的一個就是把周總理不讓放電影的訊息偷偷告訴我的那位陳北鷗先生，他一個人跑了出來，跟著我的腳步在我的後面說了一句：“你會回來的，早一點回來。”這兩句話我心裡很感動，就他一個人悄悄地跟我說了這麼一句話，我們就下樓了。我們就被送到公安局東單分局。到東單分局幹什麼呢？是讓我們兩個手掌都摁上黑色油墨，留下我們的手掌印，這就是犯人檔案，因為每個人的指紋掌紋是不一樣的，有了這個，這個犯人就進了公安局了，我這才懂得了是這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