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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學術活動，實際上是著名作家在豪華飯店裡的一次聚會，他聽到一位從不寫作卻在文化圈佔很高領導職位的長者談自己的經歷，意味深長地說：“我一直是這樣想的：一個人做事情不一定為了要當官，但你要是想做事情，就必須當官。”吳運韜記得很清楚，一般人說“官”這個字後面要加兒音的，那位當了官的長者不加兒音，因此特別有效果，讓人過耳不忘。
這是一句箴言。每當吳運韜為了權力失去內心平衡之時，每當他為爭奪權力採取一次重大步驟，以至於隱隱地從道德上感到不安時，他都要用這句話來說服自己，讓自己相信過去做的、現在做的和將來準備做的都是高尚的。因為他是要做事情，他需要一定的條件。在謀取這些條件的過程中，他不考慮做事情，或者說，就連做事情也成了謀取條件的手段。所以，儘管他知道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癥結在於每況愈下的經濟效益，但是他從來沒在這個問題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張，從來沒想過怎樣改變這種狀況。
現在，獲得了條件，他要讓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儘快發展起來，把出版業做大做強，儘快為Z部的事業發展做出貢獻。至於為什麼非要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發展起來，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發展起來於他有什麼意義，或者說他透過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發展達到什麼目的等等這些深層的問題，他暫時沒想，不是表面上沒想，是真的沒想。吳運韜不是耽於幻想的人，對於過於遙遠的事情，他從來不做沒有意義的想象。要清醒面對的是現實，而不是虛無縹緲的未來。
歷史是人創造的，在一個歷史事件中，你很難將這個事件中隱含的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做嚴格區分，或者換一句話說，你很難說清一個人在創造歷史事件的時候究竟隱藏著多少個人動機，這時候，歷史就是社會發展和個人發展慾望的統一。但是，也會有這樣的情形：在一個歷史事件中，個人價值大於社會價值、以至於大於某項事業的發展時，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某個人，是某個人的歷史，那麼，這個事件一定在最初產生的時候就被賦予了個人動機，因而具有這種濃郁的個人的色彩。
現在我們暫且不對吳運韜創造的歷史時間做更多的評說，我們談一下他是在一種什麼情況下創造歷史的。
吳運韜的前任留給他的是一個爛攤子。長時間以來，夏乃尊和徐罘都是在用行政手段管理著這個單位，沒有經營管理思路，儘管有非常寬泛的經營範圍，卻沒有很好地利用起這些條件，沒有拉起更多經營專案，所以印刷和廣告這兩塊很有經濟前景的業務丟掉了；即使在出版這一塊，也岌岌可危：沒有自己的圖書品牌，在出版領域默默無聞，提到東方文化出版中心首先讓人想到的不是出了哪些好書，而是因為賣書號被上級主管部門查處通報。財務狀況簡直到了危機的程度，要求結印刷款的人整天堵在副主任孫穎的辦公室裡吵吵嚷嚷，財務處長馬緗總是帶著被欺凌的痛苦表情拿著孫穎已經批過的結帳單找吳運韜，想讓吳運韜干預一下，這筆賬再緩一個星期……吳運韜左磕右拜，把大學同學都發動了起來，才從銀行貸出五十萬元，把必須結的賬給印刷廠結了。中心內部管理混亂，由於經濟效益很差，收入很低，相當一些人利用非法手段賺錢：編輯在賣書號的同時索要編輯費，發行部的個別人甚至在外面有了自己的書店或者發行點，中心的出版資源不能得到有效的開發利用，透過各種渠道流失了出去。人材短缺，缺少核心，沒有一個骨幹團隊。最近幾年，一些真正有質量的人已經離開了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沒有走的，也已經心灰意懶，或者無所事事，或者開始學著做紀律不允許的事情。
要把這樣一個單位發展起來，要做的工作簡直可以說是千頭萬緒。要緊的是安排好節奏。吳運韜已經從夏乃尊和徐罘那裡記取了教訓：你只能做今天能做的事情，如果你今天做了明天做的事情，你就可能為自己招禍。他絕不能為自己招禍，相反，要想辦法避禍———有哪一個人比吳運韜更知道東方文化出版中心是一個處處潛藏著禍水的地方呢？
京西賓館的會議是Z部的一個部門舉辦的，和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業務沒有什麼直接關係，吳運韜帶著金超來參加會議，主要是為了休息一下。Z部各司、局開會總要邀請各直屬單位領導，實際上也就是這個意思。會上吃得很好。人對第一次經歷的事情總會留下很深的印象。若干年後，經見了不少世面的金超說起第一次吃龍蝦，總要說到吳運韜帶他來參加的這次會議，這次會議比新婚之夜都更深刻地留到了他的記憶之中。當然，留下記憶的不僅僅是龍蝦，還有吳運韜對他說過的那些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