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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人”是不容易碰釘子的，即使在群眾運動面前，也常常會躲閃，會襲擊，事情出岔子的時候，便插科打諢，輕鬆的把責任卸在別人頭上，不論在什麼時候，都要擺出一副自己很正確的架子。這種人表面上常常是很積極，很靈活，也很能一時的把少數人矇混住，以為他倒比較有用，但在群眾眼中，常常覺得很難與那些隱藏在革命隊伍裡的投機者區別開。
“唔，劉滿那個人，我知道，”文采想起那天在路上遇到他的情形：“完全像個有神經病的；既然他哥哥是個瘋子，很可能有遺傳。老董，他家裡還有什麼人有神經病的麼？”
“沒聽見，”老董答應，“他春上那場官司，咱知道，村幹部怕是有些馬虎，這裡面說不定錢文貴、江世榮都有鬼。他過去的確是個黨員，啥時把他停止了，連區上也不清楚呢。”
文采認為當甲長總是賺錢的，都是漢奸，如今聽說有人當甲長是被強迫的，是為仇家所陷害，結果破產，成了極貧的農民，還逼瘋了，怎麼會有這回事呢？他不大相信這種話。錢文貴在村上包攬詞訟，出出歪主意，一定是可能的，可是，從經濟上來看，他三口人只有十多畝地，把他分給兒子們的五十畝劃開了，頂多是個中農，縱使出租，也不是什麼大事，從政治上看，他是一個抗屬。對一個革命軍人家屬，在社會上不提高他的地位，已經不對，怎麼能打擊他呢？因此他覺得幹部們不提出他來作為鬥爭物件，完全是對的。他反而不贊成張裕民，在會上不提，會後嘰嘰咕咕，這是種什麼作風！這隻有擾亂目標，也就擾亂了陣容。而這兩個同組的工作者，很能接近群眾是真的，但分析能力不夠，容易被片面的事實所迷惑。文采還特別向他們指出黑板報那件事，明明是群眾起來說話，他們卻聽信了李昌的話，以為這是壞分子的破壞活動，李昌不是和李子俊同姓麼，這些幹部都有些耍私情！偏偏這兩個少不更事的同志，卻相信幹部的意見。
老董以他的對村子上的瞭解，和他用一個農民的直感，他覺得不管李子俊也好，顧湧也好，分他們的土地，大家也會樂意。但如果要鬥爭，那麼就很少有人發言了，甚至會有人同情顧湧。而李子俊平日的某些小恩小惠，也會使人覺得對他太過了。他的思想常會不約而同的接近張裕民，但卻比張裕民更小心，更多猶疑。他覺得在文采的理論政策的淵博學問之下，就不敢堅持一個一定的主張，就不得不採取些模稜兩可，含混的語句了，雖然這是同他的性格完全不調和的。
一些糾纏不清的爭論，繼續著，一些夾七雜八的所謂群眾觀點，空洞的語言，使胡立功不能忍受了，他跳起來說：“咱們的工作，如果老這樣吵下去的話，只有一個前途，就是垮臺！我也曾經做過減租減息的工作，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做法！”
“是的，我也認為工作組的意見太難於統一了！”文采慢吞吞的答道，“枝節太多，民主也太多，很難集中。主要還是由於我們對政策理解的深度不一致。不過，至於工作，我想還不至如你所希望——就說是擔心也可以——那麼的壞吧。
哈……“
楊亮簡直覺得只有用痛苦兩個字來形容自己的心情了。像李子俊那樣的封建地主，應該被清算的，而且應該很徹底。但農民還沒有階級覺悟以前，他們不清楚惡霸地主的相互關係，他們恨惡霸比恨地主更甚，如果不先打倒這種人，他們便不敢起來。他覺得如果這樣攪不清，倒不如先回區上去一趟，或到縣上去，讓他們來決定這工作吧。可是他又壓制住自己，他責備自己的辦法太少，自己不善於與人合作，他想：“這恐怕是給我的一個最好的鍛鍊吧。”他又想：“何必在形式上爭上下呢？先做一兩件事，從事實上來說明我們的想法，讓實際來決定行動吧。”於是他提議，根據要紅契失敗的經驗，再進行一次有把握的勝利的戰鬥，用小小的勝仗來鼓舞士氣，磨練鬥志，在大的決戰之前，小的勝仗是有它的作用的。
果然，這個提議立刻為大家所接受，這不會有妨礙於任何人的自尊心，和新的行動的佈置的。為著消弭適才爭吵的厭倦之感，新的問題，具體的準備工作，是比較容易得到一致的。因此房子裡的空氣有了轉換，大家在這個問題上談得很融洽。
合作社裡的郭富貴的印象，在胡立功腦子裡活躍了起來，他笑道：“父親打了敗仗，那麼，讓兒子去打勝仗吧。”“是的，這不是一個孬種！可以上陣的角色！”大家同意這個想法。
老董說江世榮是個大滑頭，應該先告訴佃戶們，怎麼去算賬，該不該算賬。這個意見也很對，上次就因為事先沒有使佃戶們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