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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次,他在一個縣委家裡吃飯,想找幾句話同主人談談,他便說:“你的胖胖的臉很像你父親。”那個主人很奇怪,問:“你見過他老人家麼?”他指著牆上掛的一張木刻像說:“這不是你父親麼?你看你的兩個眼睛多像他。”不防備把一屋子人都惹笑了,坐在他對面的人,忍不住把滿嘴的飯菜噴了一桌子。“天呀!那是劉玉厚嘛,你還不認識,同志,虧你還在延安住過。”“劉玉厚的像我看得多了,這個不是的,這真不是你父親麼?”他還裝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後來才又自己解嘲說,這張像不知道是誰刻的,一點也不像,只有古元刻的最好,古元到他家裡住過很久的。人家便又指著那木刻下邊的署名,他一看卻是古元兩個字。這一來他沒有說的了,便告訴別人,古元這個名字在外國如何出風頭,美國人都知道中國共產黨裡有個天才的木刻家,古元同志。他認不認識古元,大家都不清楚,但他的確喜歡拜訪名人,只要稍微有名的人,彷彿他都認識,或者知道他們的生平;他更喜歡把這種交往讓那些沒有機會認識這些人的人們,和也沒有興趣打聽這些訊息的人們知道。
這都是他過去的事。他在延安住了一年,學習檔案,有過很多反省,有些反省也很深刻,並且努力改正了許多不務實際的惡習。他誠心要到群眾中去,向老百姓學習。但他去了之後,還是愛發揮些理論,把他那些學問,那些教條,那些道聽途說,全搬了出來。有時他也明白,這些不會幫助他接近群眾,不過可以暫時嚇唬住他們,和得到些尊敬,他便也很自滿了。
這次他用研究中國土地、農村經濟等問題的名義,參加土地改革的工作來了。組織上覺得讓他多下來學習鍛鍊是好的,便要他正式參加工作。可是到了區上之後,區上並不瞭解他,只覺得他談吐風生,學問淵博,對他非常客氣,也就相信了他,要他做了小組長,代表區委會,負責這個二百多人家的村子——暖水屯的土地改革了。
工作還剛剛在開始,文采同志便意識到有困難,這還不是由於他對村子上工作有什麼瞭解。而使他不愉快的,甚至影響到生理方面去的,是他覺得他還沒有在小組中建立起威信。
他認為胡立功不過是一個普普通通做做宣傳工作的人,文化程度也不高,卻很驕傲,而楊亮又是一個固執的人。因此,不論考慮什麼問題的時候,他都會顧慮到如何能使這兩個人佩服他。他並不清楚婦女青年的情形,便分配他們去參加開會,他自己則領導農會,甚至不惜花了一個上午的時間,來起草他晚上的發言提綱。這個發言既要包括豐富的內容,又要有精湛的見解,這個發言即使發表在黨報上,也將是一篇很堂皇的論文才好。
老董也被派到裡峪去了。裡峪離這裡三里地,只有五十戶人家。區上的意見,那裡不另派人去工作,一切由這個小組領導。恰巧裡峪住得有老董的哥哥,老董也很願意去,所以今晚的農會,主要就要靠文采同志主持了。
到了下午,那兩位年輕同志又不知鑽到哪兒去了。張裕民來過一次,看見沒有什麼事,也走了。文采一個人覺得很疲乏,天氣又熱,他就很無聊的倒在炕上,溫習他的發言提綱,一會兒他便睡著了,大約在夢裡他還會重複的欣賞著自己的發言提綱吧。
16 好像過節日似的
這天,很多家都把晚飯提早了,吃過飯,沒有事,便在街上溜達。好像過節日似的,有著一種新鮮的氣味,又有些緊張,都含著欲笑的神情,準備“迎春接福”一樣,人碰著人總要打招呼:“吃啦嗎?”“今黑要開農會呀!”大家都走到從前許有武的院子裡去。院子空洞洞的,一個幹部也沒有,門口來了個民兵,橫掛起一杆土槍,天氣很熱,也包著塊白布頭巾。他站在門口游來游去,有人問他:“什麼時候開會呀?”他說:“誰知道呀!好多人還沒吃飯呢,還有的在地裡。”人們又退了出來,可是無處可去。有的就到果園摘葫蘆冰去了;有的坐在小學校門口捧了半個西瓜在啃,西瓜水順著嘴流到胸脯上;也有人嗑著瓜子,抽著煙。他們一看見有幹部過去,就大聲的嚷:“趙大爺!還不開會呀!叫紅鼻子老吳再響遍鑼,唱上一段吧。”趙得祿年紀也不過三十多一點,可是輩分大,人都管叫爺爺。他好像忙得要死似的,老是披著一件舊白布褂褂,總是笑臉答應:“嘿,再等一等嘛,天一黑就開會。”張裕民也不斷從這裡走過,一有人看見也要問他:“三哥,今晚開會有咱的份沒有?”“你真尋人開心,有沒有份你自己還不知道,你在不在會嘛;是貧農就都有份!”旁邊聽的人都笑了,在不在會自個兒也摸不清,真是掉在漿糊鍋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