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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村的老百姓在學校裡開大會。老百姓看見江世榮被綁著，便膽大了，又因為是黑夜，認不清面孔，他們就敢在人群中說話。他們第一次吐出了怨恨，他們伸出了拳頭。江世榮被打倒了，他們選了趙得祿，趙得祿是個窮人，能幹，能應付日本人，趙得祿自己原來怕當村長，怕村子上的舊勢力來搞他，但看見那麼多人舉他的手，他又高興被選上。他當了村長，他就在八路軍的區幹部的幫助之下，和張裕民幾人商量著應付了日本人，日本鬼子一點也不知道這村子上的情況，還滿相信他。村子上的幾個有錢有勢的人，也被他們分別看待，團結他們，也孤立、分化、威嚇住他們，就連許有武、錢文貴他們一時也沒想出什麼好辦法來，從此暖水屯的老百姓當了權。不久，就是一九四五年“八一五”，蘇聯出兵東北，日本投降了，抗聯會主任張裕民在村子裡便公開的成了負責的人。他領導了兩次清算復仇，窮人們有事便來找他，大家都高興的說：“他可露臉了，他給八路軍教成了一個能幹人。”有些人心裡瞧不起他，誰還不看著這窮孩子長大的呢，想跟他過不去，可是見了他倒更湊上來叫“三哥”，為什麼是“三哥”，連他自己都不明白這來歷。也許因為他伯父有過兩個兒子，但他伯父和他叔伯兄弟在他很小的時候就逃荒到口外去了。一直也沒有回來，也沒有過音訊。在過去也很少有人叫他三哥，除了有人要找他做活，或者他的賭友在他贏了錢的時候，但現在這稱呼似乎很自然和很流行了。
10 小冊子
張裕民和程仁曾經到區上拿回了一本石印的小書。這是縣委宣傳部印發的。他們兩人都識字不多，到了夜晚便找了李昌來，三個人擠在一個麻油燈底下逐行逐行的念。李昌還把一些重要的抄在他的小本上。他那個小本子抄了很多珍貴的東西，入黨的誓詞，做一個黨員的起碼條款，如：一，死活替窮人幹一輩子；二，跳黃河一塊跳，異口同音，叫我怎辦就怎辦；三，要交黨費；四，凡不在黨的，不管父、母、妻、子，該守秘密的事，也不能告訴他們……——都寫在上邊。每當碰到有什麼為難的問題，李昌便去查他的小本子，常常就可以在那裡邊找著答案。這個有雀斑的，不漂亮的年輕黨員，是個愛說話而且有唱歌天才的小夥子。
他們三個人一道研究這本“土地改革問答”，卻各有各的想法。總是容易接受新事物而又缺乏思考的李昌，他越念下去越覺得有興趣。他常常聯絡村上的具體人物來說明誰是地主，誰是富農，誰是中農；應該打擊誰，應該照顧誰，愉快的笑不離開他的臉。在他心裡不斷的湧起對黨的，對毛主席的讚歎，他忍不住叫了起來：“這個辦法可好呀，這樣才把那些有錢的人給治下去了，窮人真真的翻了身嘛！”他對於本村的土地改革覺得是輕而易舉，有十足的把握。程仁呢，因為春天他參加了做“合理負擔”，他對於本村的土地比較熟悉，他又把那個戶口冊子拿了來翻閱，那上面登記得有詳細的土地數字，他對於成份的鑑定特別細心。他常常說：“天呀！李大海有三十畝地，你能說他是富農，或中農麼？他那個地是什麼地呀，給人也沒有人要的嘛！”或者就是說：“別看劉振東地少，一個青壯年，三畝好水地呀！”或者就又說：“李增山論地是貧農，可是他有手藝，他又討了老婆，老婆還穿著新棉衣呢。”他覺得土地的分配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問題，要能使全村人滿意，全村都覺得是公平的才算把這件事做好了；如果做不好，會反而使自己人鬧起意見來，反而不好做工作了。這裡只有張裕民說的比較少，他只考慮到一個問題，這就是他們究竟有多少力量，能夠掌握多少力量，能否把村子上的舊勢力徹底打垮。他深切的體會到要執行上級的決定，一般的是容易做到，因為有黨，有八路軍支援著，村子上的人也不會公開反對。但要把事情認真做好，要真真徹底剷除封建勢力，老百姓會自覺的團結起來，進行翻身，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總覺得老百姓的心裡可糊塗著呢，常常就說不通他們，他們常常動搖，常常會認賊做父，只看見眼前的利益，有一點不滿足，就罵幹部。同時張裕民也覺得：又只有靠近他們，自己才有力量，可是他們又常常不可靠，忽東忽西的。要完全掌握住他們，張裕民清楚還是不可能，因此他對這即將到來的土地改革，雖然抱著很高的熱忱，卻有很多的顧慮。他只希望區上會早一點派人來，派一個得力的人來，能把這件大事好好的辦妥。
不久，離他們七里路遠的孟家溝也開了鬥爭惡霸陳武的大會。陳武在這一帶是一個有名了的“鬍髭”。誰要在他的地裡走過，誰都得捱揍，他打人，強姦女人，都只是家常便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