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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組人員分析案情時，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這是一起治安事件，不一定是刑事犯罪。當事人的目的可能是為了打狗吃肉，原準備用魚鉤套狗，後嫌麻煩，乾脆開槍把狗打死。第二種意見比較尖銳，即：對方是奔著武器彈藥而來，但他們並不知道軍械庫已經搬遷。這個判斷雖然沒有直接證據，但作為一種描畫和推理，在邏輯上比較清楚。
由於“７·５案件”的性質不好確定，那麼偵查手段和偵查範圍也就都不好確定。儘管如此，在石河子市公安局副局長周傳強的指揮下，調查工作以１４１團場為重點，擴大到周圍相連的幾個團場。調查物件，一是公開使用槍支的人；二是能接觸到社會上“黑槍”（文革期間散落到社會上的槍支及國外販賣入境的槍支）及有犯罪前科的人；三是身份複雜的人員。
技偵部門對現場子彈進行了鑑定，子彈彈底標誌為“７５－８１”，使用的槍種應該是五六式半自動或自動步槍。根據採集到的鞋印判斷，兩名當事人，一個身高在１�７２～１�７３米，另一個應在１�７５米以上。
１０天過去了，未發現有價值的線索。
10條人命130萬贓款（1）
到新疆後的諸事不順正讓白寶山覺得來疆計劃實在是策劃不周時，謝宗芬突然給他提供了一個重大資訊。原來謝宗芬的鄰居，也是四川人，他家的女兒在烏魯木齊市一個叫“邊疆賓館”的地方當翻譯，大約每週回家一次。謝宗芬串門時跟劉家女兒聊過閒天。劉家姑娘說：“邊疆賓館的生意可好做了，賺錢容易得很。”謝宗芬不大相信，劉家姑娘說：“你不信啊？你過去看看就知道了，那裡的人都是拿著提包麻袋裝人民幣的。”
這個訊息讓白寶山精神大振，決定立即前去踩點。第二天一早，白寶山和謝宗芬兩人坐班車去了烏魯木齊。走到商貿城，謝宗芬要到交易市場裡邊看看。白寶山在外邊等她時，看到交易市場門口有很多人，手裡拿著各式各樣的包，鼓鼓囊囊的。有人開啟，那裡邊裝的竟是一沓沓百元的人民幣，還有美金。白寶山心裡已有了不同於搶棉花款那樣的全新的打算，他必須再搞一支槍，而且是手槍。
回去後的當天晚上，他和吳子明詳細討論瞭如何搞手槍的事情。兩天後吳子明就為白寶山提供了一個物件，他名叫姜玉斌，家住在１４７團場，工作單位在５０公里外的１４９團場，是１４９團場警務區的警長。兩人立刻著手，利用吳子明的弟弟吳子兵託姜玉斌幫他在１４９團場買羊的事為藉口，對姜玉斌的值班宿舍進行了勘測。
白寶山改變了前幾次步行作案的方式，準備“搞”一輛摩托車。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９日，吳子明以搭車為掩護在距１４７團場約１５公里處攔下了新疆瑪納斯縣新湖農場農民王吉平的摩托車。當王吉平把車停下後，白寶山突然竄出用自動步槍打倒了王吉平，並把王吉平的屍體抬進棉花地掩埋在不遠處的一個埋電線杆的土坑。由於土坑太淺，他們在地面上埋出一個土丘，王吉平的一隻腳還露在外邊。
然而，王吉平的屍體始終沒被發現。
８月７日晚上，姜玉斌和同伴時春勇在１４９團場農貿市場裡吃晚飯，然後抱著向別人借的放像機和三盤錄影帶回到警務區宿舍。兩人進屋說了會兒話，便一起看錄影，他倆誰也不會想到死神已靠近了他們。
時間大約是１２點半，白寶山推開值班室的門——門沒上鎖。他閃身進去，貼在火牆後面，舉槍就打。向左向右，先一邊打了一槍，衝進去，每人又補了一槍。前兩槍都打中了對方，時春勇當時就不動了，姜玉斌還在喘氣，補槍之後也不動了。他走到姜玉斌身邊，從他枕下抽出五四式手槍，轉身就朝外走。跟他進來的吳子明把電話線拔掉，沒動房間裡的其他東西。走到門口，白寶山見電視機開著，順手把電視機關上，但錄影機沒有關。從他們進去開槍把人打死，到取了手槍出來，前後沒超過一分鐘。離開一營營部，吳子明去取摩托車——摩托車藏在１００米開外的路邊上，吳子明和白寶山迅速離開了現場。
８月８日２０點５０分，石河子刑警大隊副大隊長慈新光接到市局１１０指揮中心電話，值班員報告說：“１４９團場一營警務區民警姜玉斌、治安員時春勇被人開槍打死，１４９團場請市公安局迅速派人到現場。”
兩名人民警察同時被殺害，這在石河子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自治區也絕無僅有，案情迅速上報到兵團公安局和自治區公安廳，專案臨時指揮部迅速成立。
經過七天對２９５３人和２５條可疑線索的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