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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說他當時的生活是凝固了的,“固守著以前的習慣”。在父親那裡,為了迎合他的生活習慣,我們都主動放下了自己的生活愛好。他是絕對不聽西洋音樂的,雖然我喜歡西洋音樂,也只好不聽。而談話,則就是圍繞著學術或者政治這些話題展開,但也只有我和哥哥這一代人能夠跟他溝通了。
1984年,父親因為患腎衰竭進入了協和醫院,後來他去世,也是因為腎衰竭。在他1988年進入醫院之前,我已經看出他不行了,作為兒子,我們只能儘量多陪他走過最後的歲月。但是父親並不清楚自己的病情,送他到醫院去的時候,他還不去,到了醫院還一直嚷嚷著回家。但是過了幾天,他自己多少也瞭解了一點自己的病情,就沒有堅持回家。
為了排出他身體中的毒素,醫生給他開了很多瀉藥。他對於這種治療方式並不是十分認可,但是他認為醫生為自己看病是在盡一個醫生的責任,醫生採取的一切措施病人都應該全力配合,如果病人不配合醫生,那就會讓醫生為難。所以雖然他覺得瀉藥並沒有必要吃,可是還是按照醫囑吃了很多的瀉藥。
這期間我去美國參加了一次會議,在大洋彼岸,我接到了哥哥梁培寬的電話,告訴我了父親去世的噩耗。回來後我聽培寬說,當時他在父親的身邊,父親讓他取紙筆過來寫遺囑。父親沒有什麼財產,他最關心的是他的文稿:我的文稿以後交由梁欽東(我的兒子)儲存。後來欽東說他儲存也未必儲存得好,還不如捐贈給一個學術研究機構,但是目前還沒有考慮好捐贈給哪個機構,所以文稿至今還儲存在我的哥哥梁培寬那裡。
馮友蘭:不依不傍著新編(1)
人物簡介
馮友蘭(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預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1919年,赴美留學,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抗戰期間,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曾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印度德里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1952年後,一直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1923年夏,馮友蘭以《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順利透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畢業答辯,獲哲學博士學位。是年秋回國後,沿博士論文方向寫成《一種人生觀》。1924年,又寫成《人生哲學》,作為高中教材之用,在這本書中,馮友蘭確立了其新實在主義的哲學信仰,並開始把新實在主義同程朱理學結合。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分別於1931年、1934年完成《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後作為大學教材,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從1939年到1946年,7年馮友蘭連續出版了六本書,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新理學》(1937)、《新世訓》(1940)、《新事論》(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透過“貞元六書”,馮友蘭創立了新理學思想體系,也使他成為中國當時影響最大的哲學家。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馮友蘭學術思想的轉型期。新中國成立後,馮友蘭放棄其新理學體系,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哲學史。著有《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二冊、《中國哲學史論文集》、《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四十年的回顧》和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等書。
馮友蘭
口述:宗璞
雖然父親身上有各種“枷鎖”,但是思維卻十分清晰,而且還去掉了過去思想上存在的種種“枷鎖”……
父親晚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每天上午他都是在書房寫作,很多年都沒有中斷。父親的生活非常規律,他一生做了那麼多的工作,但是從來沒有開過夜車。在晚年,父親依然保持了他持之以恆的規律生活。每天上午一進入書房,各種哲學上的思想就紛沓而來,坐下來之後,就開始口授存在他頭腦之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父親的晚年生活很艱難,因為身上各種病很多,眼睛也不行了,所以採取口授讓人記錄的方式來完成他的著作。我最近在報上看到讓年輕人戴上各種儀器來體驗老年人的生活的實驗,以此來說明老年人的生活就像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