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大家黑暗時代的堅忍:在不美的年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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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時，首屈一指的綜合性雜誌是商務編印的《東方雜誌》。父親為了與商務印書館競爭，就請梁啟超主編了《大中華》雜誌，一時間聲名鵲起。中華書局後來又創辦了《新中華》雜誌，創刊號發行達數萬份，行銷全國，一舉確定了它在出版界的地位。 商務印書館的《辭源》出版以後，暢銷全國。中華書局也於1915年開始籌編《辭海》，它同樣以詞語為主，兼收百科，追根溯源，但有自己鮮明的特色，不久就奠定了市場地位。 商務印書館為了搶佔市場，出版《四部業刊》時在廣告中說是照古本影印，不像一般排印的“魯魚亥豕”，錯誤百出，以此來招徠顧客。而父親則在籌出的《四部備要》的廣告中針鋒相對地說：《四部備要》是根據善本排印並經過多次校對，還訂正了古文中原來的錯誤，不像影印古文，有的以訛傳訛，把“大”字印成了“犬”字等等，貽誤讀者。 此外，父親還別出心裁地在廣告中懸賞徵求讀者來信，如能指出《四部備要》的排印錯誤，每一字酬謝銀洋10元。《四部備要》出版之後，僅讀者來信指出錯誤一項，中華書局就支付酬金千元之多。不過再版之時，既糾正了錯誤，又提高了質量。

父親當時採取了以書養書、以盈補虧的策略

解放以前，我國出版物的發行量除了教科書能印幾十萬冊外，其他一般書刊，能超出萬冊的很少，有的一次只印一兩千冊；而專業性很強的學術著作由於讀者面狹窄，甚至只能印幾百冊。但是後者恰恰是高精尖的精神產品，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原動力。 怎麼辦？父親當時採取了以書養書、以盈補虧的策略，也就是用發行教科書的盈利來彌補印刷學術著作的虧損。因此，當時的中華書局對於作者的稿費、版稅並不單以銷數多少為依據。有些高階的學術著作，即使虧本，稿費和版稅也都定得比較高，讓作者包銷書籍或者贊助出版費用的事情絕無僅有，至於出賣書號更是無從談起了。因為當時註冊出版社的程式相當簡單，這本書你這裡不出，還可以拿到別家，甚至還可以自己註冊出版。也許正是當時的這種大環境，才孕育出父親綜合經營的思路吧。 父親常對他的同事們講：“作者、讀者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所以他要求所有經營部門的同事對待讀者一定要熱情。說到這裡，我給大家講一個有意思的小故事： 二十年代的一天，父親看到一個顧客在書畫櫃買一本玻璃版字帖。在營業員找錢包紮的時候，父親走過去對那個顧客講還有多種新出的書畫可以一併看看，然後逐一給那人介紹。顧客很高興，最後買了40餘元的書畫、碑帖，欣然而去。第二天，書局董事汪幼安來見父親，對他說：“江寧鎮守使王延楨君昨天來購物，遇一戴眼鏡能說北方話的營業員，招待殷勤，他很佩服，要我轉告你不要埋沒這個人才。”父親大笑：“是即鄙人也。”汪聽後亦哈哈大笑而去。 中華書局的成功，固然得力於父親的敏銳和經營有道，但更與當時學者文人的大力支援密不可分。1949年以前，中華書局出書達5800餘種，作者數以千計，其中不少人在學科領域內頗有建樹，卓然成家。犖犖大者有梁啟超、馬君武、謝無量、徐志摩、郁達夫、郭沫若、鄭振鐸、巴金、徐悲鴻、劉海粟等等。 中華書局與學者文人的關係是良好的，也是互利的。中華書局對作者的版稅從不拖欠，對作者的約稿恪守信用，約後即使不能出版，也要說明理由並支付相對低一點的稿酬，而作者借支稿酬更是常有之事。 作為委身書業的知識分子，亦可把出版當作教育機關，在貫穿智民之夢的同時，還可以用來安身立命。同時，現代稿酬制度的確立，也為作者提供了一個經常性的收入來源，對他們的生活不無補益。出版社跟文人學者的互動，形成了良好的文化生態。

晏陽初：他提出了第五種自由（1）

人物簡介

晏陽初，著名教育家、社會學家。四川巴中人。1913年就讀於香港聖保羅書院。1916年入美國耶魯大學，攻讀政治學與經濟學，獲學士學位。1922年發起全國識字運動，號召“除文盲，做新民”，當時在長沙招聘的100多個義務教員中，就有青年毛澤東。1923年，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任總幹事長。1926年至1936年，進行“定縣實驗”。1940年創辦重慶鄉村建設學院，任院長。1943年，補充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提出人民要有“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哥白尼誕辰400週年之際，鑑於晏陽初“將繁難的漢字簡化易讀，用書本知識開啟萬千不識字人的心智，用科學方法指導農民發展生產”，晏陽初與愛因斯坦、杜威、福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