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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的李東生同志回憶：1948年2月12日，主席正在忙於修改《中共中央關於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成分及其待遇的規定》。文章一共二十五章，兩萬多字。當時要經父親的手由新華社電臺發到全國各地徵求意見。主席在2月16日凌晨給胡喬木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這三章最好本日上午交範長江，爭取下午拍發完。當時主席所說的三章總共有七千多字，上面還有很多主席修改過的地方。這樣緊張的任務，李東生回憶說不亞於“一場戰鬥”。但是就是這樣繁重的任務，在四大隊同事們的集體努力之下，當天就完成了。
1947年9月11日，父親曾經給廖承志寫過一封信，這封信在最近幾年才被發現。父親在信中說了自己的幾點感受。父親說自己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中央在文章的處理上認真求精的精神，“一篇社論、一個談話、一個新聞往往要改好幾遍，甚至重寫幾遍，其中重要的文章絕大部分都要在任、周、陸詳細傳閱研究後，主席又一字不苟地修改。”“我回想過去寫文章時那種大筆一揮的作風，不覺滿身出汗。”
在轉戰陝北的過程中，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1947年6月8日晚上，下著瓢潑大雨，中央縱隊幾百個人為了躲避敵人的追趕冒雨行軍。在天快亮的時候，周總理對父親說：長江啊，將來要把這一段寫出來。父親痛快地答應道：要寫，要寫。解放以後，父親一直記著總理說的話，在工作之餘就寫了一個轉戰陝北的劇本提綱。但是當時工作繁忙未能完成，隨之而來的“文革”運動使父親這個夢想更加沒有實現的可能。“文革”之前，父親把他蒐集的轉戰陝北的材料都交給了他曾經的同事李東生。1989年，李東生執筆完成了劇本《巍巍崑崙》，並拍成電影上映。這時，距離總理跟父親說那番話時已經過去42年了。
在同學們相互說自己家長的時候，我冒出了一句話：“我姥爺入黨都七十週年了。”
我和父親第一次見面，是在我三歲的時候。我是1946年6月5日出生的，當時父親正在周恩來的帶領下在南京跟國民黨談判。當時我的母親沈譜帶著我，後來根據組織的指示我們輾轉到了上海。因為帶著我很容易被敵人發現，母親就把我寄養在我舅舅家。
1949年6月，父親被派到上海擔任《解放日報》的社長和文管會副主任。父親到上海之後就到舅舅家裡去看我。我的表姐回憶，父親看到我之後非常高興，但是又沒有帶什麼東西給自己的兒子。父親就把他自己帶在身上的手槍卸了子彈給我玩。我當時高興極了，拿著手槍玩了半天。
範長江：大江東去，鐵筆流芳（5）
11月，父親調回北京工作。隨後的1950年，我也跟著舅舅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之後，我就回家跟父親生活在一起。當時我也就三四歲吧，每天都磨著父親給我講故事，他雖然工作繁忙，但是對於我的要求卻都儘量滿足。父親的故事大多是他自己編的，賦予動物種種人的特性。在我的童年裡，我每天盼望的就是父親晚上給我講故事。
我在育才小學上的學，當時那裡的學生大多數都是幹部子弟，實行的是住校制度。一到週六的時候，很多幹部都讓自己的司機開著車到學校門口等著接孩子回家，我自然也是希望能有汽車來接我。但是我到了學校門口的時候，看到父親的警衛員祝鐵光叔叔騎著腳踏車在等我。我當時覺得很沒有面子，問鐵光叔叔：“怎麼您來了？”鐵光叔叔說：“你爸爸不許用他的車來接。”我只好坐在鐵光叔叔腳踏車的大梁上回了家。
由於學校有那種互相攀比的環境，同學們經常看看誰的家長官大、車好。有一次我們同學聚會，說起我們小時候的事情。有一個同學說有一次我吹牛把他們都鎮住了。這件事挺有意思，當時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在同學們相互說自己家長的時候，我冒出了一句話：“我姥爺入黨都七十週年了。”同學們都知道我姥爺沈鈞儒年齡比較大，都以為我說的是真的，都驚訝極了。不過後來我想起來感到非常可笑，因為在那時的七十年前共產黨還沒有成立，我的姥爺也剛剛十歲，而且他是民主人士，不是中共黨員。但是當時學校的那種環境就讓我這樣說出來了。
我的這種攀比的情緒在家中也多多少少地流露了出來，父親察覺到之後，覺得不太好。所以在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父親提出要給我轉學，轉到離我們家很近的一所普通小學。
三年困難時期，我在四中讀初中，開始是走讀，到了1960年，父親突然提出讓我住校。我當時一想，住校伙食太差了，就不想去。父親跟我說：“全國人民都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