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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要好制度，還是要好國王
§孫中山與黃興的嚴重衝突
“華盛頓神話”作為一種政治理想登陸中國後，各色政治人物自然不會放過這一深具政治效果的“思想資源”。 圍繞中國特殊的文化傳統，和不同政治集團的現實需要，“華盛頓神話”與近代中國纏結互動，不斷變幻傳衍，一幕幕活劇令人深思浩嘆。
在推翻封建專制的鬥爭過程中，華盛頓成為一面最好的旗幟，一個最吸引人的口號和標語。1922年，《申報》創刊五十年慶時，民國政要張一麟撰文感慨地說，我十六歲時，就讀到華盛頓的故事，每每心醉神往不已，常自忖有生之年能親眼見到*政體在中國實現嗎？回想近五十年來，中國若有華盛頓這樣的人，人民哪裡還會遭受到那麼多痛苦！
“華盛頓神話”很快成為激勵革命黨人的思想武器。興中會的機關報《中國旬報》公開倡言：“以華盛頓之心，行華盛頓之事”。華盛頓成為鼓勵人們革命救國的樣板，成為革命派們的實踐楷模。知識分子們大聲疾呼：我堂堂中國有“四萬萬人”之眾，何以“竟無一華盛頓其人者耶？”期望人民以華盛頓為榜樣，奮起抗爭，作“無名華盛頓”。鄒容在《革命軍》中更是激情澎湃地號召“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體制，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要“使中國大陸成淨土地，黃帝子孫皆華盛頓”！華盛頓被轉化為呼號鼓動革命的動力，是“華盛頓神話”的政治效果在中國的一大轉折。
孫中山早年投身革命運動時，也欣然把華盛頓與商湯、周武並列，作為自己景仰的物件。華盛頓受命於危難之際，戎馬倥傯，贏得美國獨立，首創*共和，使孫中山感佩良深，誓言在中國“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國選舉總統，廢除專制，實行共和”。身受美國教育的他，高人一籌地認識到，從“同心一致，以赴公義”的“國民革命”立場來看，那種對華盛頓頂禮膜拜、無限神化的論說，其實是“及中帶有專制國虛偽之遺傳，而自行杜撰”的結果。他把華盛頓請下“神壇”，認為華盛頓統兵出戰，“是各盡所能，以行義務，雖職有等差，而分皆平等”，“固無所謂歸心於誰也”。他對軍隊將領們滿懷熱忱地演講：“我們革命軍人，如果能夠把革命做成功，便是美國的華盛頓，否則便是滇軍的某師長（軍閥）……”
然而事情很快起了變化，孫中山不得不背離自己的意願。
1914年6月，二次討袁失敗以後，國民黨在東京召開了一次會議，準備透過新的黨章，計劃將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孫中山痛感自民國成立以後，國民黨鬆鬆垮垮，黨員目無紀律。他認為革命的失敗完全是因為國民黨團結的戰鬥精神喪失殆盡了，必須重新改組國民黨，恢復高度集中統一的鐵血專制，重塑領袖即他本人的個*威。在新的黨章中，黨員被分成了首義黨員、協助黨員、普通黨員，革命如果成功，相應的他們就會成為元勳公民、有功公民、先進公民。更重要的是，每個入黨的人都被要求在一份誓約上按指模，發誓“願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如有二心，甘受極刑”，看上去完全是秘密幫會幫規的翻版。
兩位“國父”的命運：孫中山和華盛頓（4）
孫中山早年效法華盛頓“雖職有等差，而分皆平等”的決心，此時蕩然無存。一生忠實追隨孫中山的黃興憤怒了！這還是那個以平等、博愛、自由為旗幟的共和革命黨嗎？面對一個黨員和群眾竟然享有不同權利的黨，他嚴厲地質問道：這樣一個讓全黨效忠一個人的黨，把黨員分成三六九等的黨，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黨？是古羅馬的貴族院嗎？這是專制主義！如果我們這樣做了，那我們和袁世凱還有什麼區別呢？！黃興這一“攻擊”黨的領袖的行為，遭到革命黨人眾聲譴責和孤立，黨內民意完全倒向孫中山一邊。
為什麼這種逆*潮流的舉措，當時竟然還能夠得到大多數革命黨人認同乃至擁護？當時革命屢屢失敗，存亡危急之時，也許孫中山感覺到，*不能成為一盤散沙，必須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這個領導核心，孫中山囿於時代的侷限，還沒有把它看成是一個集體，只是把他當成一個人，所以他要把權力收攏來，集中到一個人的手裡；非廢*，乃時勢使然。而在黃興的眼中，這是與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馳的，*與共和，是任何時候任何人都必須堅守的底線。這一點原則無存，不管兩人的個人感情有多深，他黃興都不答應！孫中山與黃興，在革命黨人中並稱“孫黃”，黃興數次在緊要關頭堅決力挺孫中山——“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從孫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