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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多歧路今安在
十年砍柴
一個民族前進的歷程猶如一個人的成長史，在漫長的歲月中，關鍵的其實就是那幾步。而在關鍵的節點上，選擇往何處走、如何走，將對今後的命運產生決定性影響。當一個人進入垂暮之年時，回首往事，若此生無悔，則會慶幸關鍵的幾步走對了；反之，則懊悔當初一步不慎，放棄了一條康莊大道。
戰國時代的楊朱子聽說鄰人尋找丟失的羊，無功而返，乃是因為“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於是戚然變容。唐代的大詩人李白感慨人生：“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歧路前選擇之艱難，今古同理。
一個人和一個民族一樣，面對歧路時如何選擇一條較為正確的道路，主要在於主宰這個人行動的大腦和這個民族命運的執政者的智商乃至秉性，並受到那一時段整個人和整個民族綜合狀況的影響。
王龍先生在其著作《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鋒的十字路口》中，將清朝特別是清末重要人物和同時代的西方及日本重要人物的才華、命運進行一對一地比較，得出的結論讓人扼腕嘆息。中國這些在史冊中享有盛名的人物，一旦和同一時期其他國家的精英人物相對照，就不免相形見絀。在王龍先生的筆下，無論是有天縱之才的所謂“聖君”康熙或果斷精明的慈禧太后，比之於俄國彼得大帝、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具有折衝樽俎之宰相大才的李鴻章，比之於日本的伊藤博文；同為造反英雄的洪秀全，比之於日本的西鄉隆盛；同為啟蒙知識人的康有為比之於日本的福澤渝吉……前者的個人能力，並不遜於後者甚至超過後者，可是這些在中國歷史上叱吒風雲的人物，其給整個中華民族帶來的福祉，遠不如後者對其本民族的作用更顯重要。這些近代中國的精英人物，他們儘管也曾殫精竭慮，也曾嘔心瀝血，但最終卻沒能將古老的中華民族帶往一條正確的道路。特別是同為東方民族、文化傳統又有著千絲萬縷聯絡的中、日兩族，在面臨同樣的機遇時卻走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其間巨大的反差更是讓後代人嘆息難過。
中華大地，不缺資源；中華民族，不缺人才。可幾百年來，為什麼在歧路之前，經過幾番猶豫、迷茫之後，總是踏上一條事後史家看來最不應該走的一條道路？難道原因僅僅在於中國人口眾多、社情複雜？或是整個統治階層顢頇短視、於事無補？或者說，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文化善於消融一切革新的因素？難道屢屢犯錯，是我們民族的宿命？
也許，這些是晚清以來甚至可以說明末以來，幾百多年間無解的天問。
“看《三國》流眼淚，為古人擔憂。”這句俗語不能僅僅理解為後世讀史者操閒心，乃是在同一文化體系下長大的人，基於對現實的認知，而對歷史做種種合乎自己期望的設想，因此讀歷史時必然帶著強烈的價值取捨和情感傾向。讀明亡到清興，再到清室遜位的三百來年曆史，我有時會悲從中來，不可斷絕。做事後諸葛亮，判斷起來就很明晰了。崇禎對“流寇”、後金的戰爭中，進退失據，往往在重要的時刻，在各種力量的交織中，就如打麻將的臭手一樣，沉思半天打出一張最不該出的牌。如此給清廷以可乘之機，進而入主中原，華夏文化出現了空前倒退，清廷統治者將專制發揮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等到鴉片戰爭後，清廷統治者又在重複明朝末年統治者的覆轍，關鍵時刻犯不可挽回的錯誤。比如夭折的“戊戌變法”，比如一次次欺騙民意的“預備立憲”，比如讓漢人知識分子最後徹底失望的“皇族內閣”，比如仰仗權力公然剝奪民間資產而導致“保路運動”。崇禎帝要到煤山自縊前才知道自己曾做過那麼多錯誤的選擇，攝政王載灃恐怕只有到了頒發遜位詔書時才後悔沒有把握住那麼多的機會。
王龍和許多近現代史研究者一樣，喜歡拿中日兩國做對比。日本的明治維新之成功對比清朝戊戌變法之失敗，固然讓人惋惜，但更應該目光往後延伸，看到日本軍國主義給全民族帶來災難後，作為戰敗國的日本，能在美軍的佔領下，建立起一種權力得到有效制約與監督的憲政體制，整個民族很快地從戰敗中崛起。這樣歷程，值得我們思索。
歷史證明，沒有哪個所謂的優秀民族從來不犯錯誤。最重要的是有沒有一種糾錯機制，犯錯後能不能吸取教訓，不重蹈覆轍。
機會，對一個人、對一個民族來說，往往只給一次，一旦錯過了，就很難有彌補的機會。而如果一錯再錯的話，人們就會審思：這個民族不同世代的掌舵人為什麼難以建立起一種較為理性的抉擇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