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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以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矣。”已經提到大秦的名字，不過作者楊炫之可能沒有想到，就在洛陽城外的賓陽洞中，那些雕花鏤藻的圓柱和馳神入幻的造像，其淵源即溯至遙遠的大秦，它們形象地反映了大秦在古代“西風東漸”中的貢獻。
另外，考古發掘的成果，彌補了有關文獻的缺失。
20世紀50年代中期，英國牛津大學的著名漢學家德效謙提出，中國西部地區有一座大約2000年前建造的“羅馬城”。德效謙在《漢書？陳湯傳》中發現有這樣的記載：
公元前36年秋天，由西域都護甘延壽與副校尉陳湯率領的4萬漢軍，經長途跋涉到達伊塞克湖地區，在康居與匈奴郅支單于的軍隊對峙。在漢軍營地，可以“望見單于城上立五彩幡幟，數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陣”。
這個“魚鱗陣”，在中國古籍中是罕見的記載。要將軍佇列陣佈局成為魚鱗狀，未經過嚴格訓練並有相應條規指導，是難以做到的。像匈奴這樣的遊牧部落，打起仗來多憑蠻力硬拼，往往無章可循，他們怎麼能掌握這種戰爭的藝術？
對於這支訓練有素、會擺“魚鱗陣”的軍隊，德效謙提出，漢軍在郅支城外見到的“魚鱗陣”，是典型的古羅馬作戰陣列——迭鎖盾龜甲形攻城陣，這種陣列其他國家的軍隊都不曾用過。他們使用的是長方形盾板，其正面呈圓凸狀，手持盾板上端計程車卒並肩站在一起。這種景象在一個典型的中國平視繪畫者看來，必然極似魚鱗。1957年，他在長篇論文《古代中國的一座羅馬城》中進一步指出：漢軍在這次戰爭中斬殺郅支閼氏、太子、名王以下約1500人，生擒145人，降虜千餘人，並將這些人分配給了派兵助戰的各城邦國。他認為，生擒的那145人即會布“魚鱗陣”的“百餘人”，他們看到郅支被殺後，停止了抵抗，自願降服於中國人。於是，他們被安置在一個特設的邊境城鎮，該城就以漢代對羅馬國或羅馬人的稱謂“驪幹”命名。這座中國西部的“羅馬城”，到公元746年被西藏（吐蕃）人佔領之前一直存在。德效謙的論點頗具說服力，然而不足的是，他沒有講清這100多名羅馬士兵是如何流落到匈奴去的。
關於這一群羅馬士兵的來歷，數十年來，中外學者提出兩種見解。以澳大利亞學者戴維？哈瑞斯為代表的基本看法是：這些士兵是在公元前54年以後流落到匈奴的。公元前54年4月，羅馬“前三頭”之一的克拉蘇，雖已出任敘利亞總督，為了在軍事上建立功勳以增強自己的實力，不顧他人勸阻，貿然對安息國（帕提亞）發動軍事進攻。安息人起初失利，後來頑強抗擊，以守為攻。第二年5月，在卡雷地區實施大規模伏擊戰，使羅馬軍隊遭受重創，4．2萬來犯羅馬軍隊全軍覆沒（約2萬人喪生，1萬人被俘，另有1萬餘人敗逃敘利亞），克拉蘇也亡命沙場。由克拉蘇的兒子率領的一支部隊，經過10多年的曲折遷移，成為北匈奴的附庸。公元前36年漢軍與匈奴一戰之後，他們消失在中國境內。
中國則有學者認為，這一批古羅馬士兵大約在公元前100多年來到中國。根據出土文物並參考有關記載，“驪幹”城應為漢武帝元鼎6年（公元前110年）所置。有史書稱，公元前2世紀末葉，羅馬人與波斯人在西亞會戰，一支古羅馬遠征軍戰敗後東逃，但任何西亞史料中也查不到他們的下落。有人推測，這支部隊的少數人最後逃到中國河西走廊地區安居下來。
1989年，澳大利亞戴維？哈瑞斯專程來華，他與蘭州的兩位史學家合作，藉助一張公元前9年的漢代地圖，找到並確認了“驪干城”。它位於蘭州西北約300公里的永昌縣，距縣城60公里。古城遺址平面呈不規則的長方形，東西長250米，南北寬110多米。土築的城牆已大部分坍塌，南城牆的正中開有城門。據說，這座世人矚目的河西走廊“羅馬城”將在不久後開始發掘，以破解這個歷史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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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性崇拜（1）
性崇拜是全人類文化不發達時期（主要是原始社會）所產生的一種心理現象，也屬於性文化發展的初始階段。這種現象存在於古羅馬，當然也存在於古代中國，其表現形式與實質幾乎是一模一樣。
性文化就是人們對性的認識，性是怎麼回事，怎樣做才能更好地實現性的三大功能——快樂、健康和生育。對原始人來說，他們對周圍的許多現象不能理解，例如為什麼會颳風、下雨、打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