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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強忙將去冬護送男女幹部過鐵路時，在石莊村北撿的那支鋼筆從衣袋裡拿出來，擰開，遞給他。
鋼筆是桔黃色；筆帽上，纏繞兩道耀眼的金箍；鍍金的筆卡子，在正面鏤有幾個外國字碼；黃澄澄的大筆尖上，有米粒大的一塊白金。從外形上就能看出這是支好水筆。
洛玉接過筆來，端詳端詳，反用正使地在本子皮上畫了兩畫，又挪到眼前仔細瞅瞅，才說：“哎，怎麼這筆好面熟？”“你認識這支筆？”魏強聽洛玉一說，忙打問。他為這筆找主人發了好長時間的愁。
“早先，俺們縣的敵工部長黃佔立也有這麼一支筆，我常藉著使。你這支筆的裡裡外外，筆尖、筆桿，都跟黃部長的一模一樣。”
“他，‘五一’掃蕩以後過路啦？”
“沒有，他一直在這邊堅持；不過，去年秋後，他在黃莊讓松田、劉魁勝帶著清鄉隊給包圍住，犧牲了。你們不知道，那真是好樣的。”洛玉說到黃部長的犧牲，語氣很沉重。“我以為這支筆找到主人啦，結果鬧個假歡喜。這支筆是去年臘月護送幹部過路時拾的，不過，地點是在鐵路西。”“別說鋼筆，就連人也還有一樣長相的哪。”劉文彬搭上了一句。
李洛玉把小本子翻開，頁頁都寫了密麻麻的字。“過年啦，得給他重立新帳。”在一頁白紙上，他寫了：民國三十二年，接著又寫上：1943年五個字。中指沾下唾沫，跟著一按紙張，就把剛寫上字的那頁掀過去。他手在寫，嘴裡在叨咕：“今天是二月初十，陽曆是三月……陽曆是多喒？劉同志。”
“今天是三月十三號。”劉文彬順嘴告訴給他。
“十三號。打死王恆家母雞三隻，傷一隻，都提走；打死周拴柱鴿子兩隻；吸三塔煙一盒，喝茶葉水一壺，摔了一個茶碗；還調戲外村的……”
好打聽事的辛鳳鳴，瞅著李洛玉一筆一畫的記，挺好奇，湊到跟前去看。字寫得雖說歪歪拉拉，倒挺清楚。等他寫完，就問：“你記這個幹什麼？”
“嘿——幹什麼？你覺得他們吃了老百姓，喝了老百姓，糟了老百姓，拍打拍打屁股一步就算完啦？沒有那麼便宜的事。有一天，咱還跟他們算總帳呢！”李洛玉說得那麼輕鬆愉快，好像算總帳的日子就在眼眉前。
“要這麼記，從鬼子到中國快六年啦，那些罪惡還能記得過來？”
“沒有個記不過來的事。全中國四萬萬人，一個人兩眼兩耳朵，你記，他也記，大家一起記，想要賴帳也不行。我記的這叫人頭帳。誰辦的壞事，出的壞點子，就寫在誰的名下。另外，俺們還有一筆總帳，像哪個炮樓要去十石小麥，三百斤白麵，肥豬六口；哪個據點，修炮樓要去幾千塊磚、幾百斤灰、多少木料；是誰家的，誰家又出了多少……都在那本總帳上記個一清二楚。不光村裡記，出磚、出木料的人家自己也記。不用說遠處，河套哥家就有，其實，家家都有，村村都記，到時候一對就行了。”
“大伯，你家有帳啊？”
“有。你等我給你拿去。”河套大伯說完，扭頭就走。“你們記那磚、瓦的幹什麼？”
“哎呦，難道日頭老在正南？難道鬼子老在上風頭？難道他們修上炮樓、據點，就像安家立業似地住上一輩子？那不是癩蛤蟆要吃天鵝肉，心高妄想？他們心裡是那麼打算的，就是在咱八路軍手裡通不過。你們回到家鄉幹什麼來啦？老百姓天天盼望你們回來，又是為的什麼？就是為的叫他們早點吹燈拔蠟。有朝一日咱們翻過手來，炮樓端了，據點拿了，把他們五花大綁地逮住了，炮樓、據點的磚、瓦、木料……一切還都是咱的，物歸原主，誰家的還歸誰家。預先記下，省得將來費事。你說呢？”
“好！好！我明白啦！老百姓就是看得遠，想得周到。”辛鳳鳴對這種作法，是五體投地的佩服。
魏強聽了李洛玉的這一番話，也深受感動。他想：群眾雖然在苦難中過活，抗戰必勝的信念確實都在心裡紮下了根。有黨的領導，有勝利信心十足的群眾支援，環境即使再殘酷，也能堅持下去，搞出個名堂來。他越想越高興，不由得笑了。“你看，這就是我那本帳。”弄得襖袖子、胸前、膝蓋上都是土的河套大伯，興沖沖地走進來，像顯寶似地把一個紙卷撂在桌子上。
李洛玉開啟，辛鳳鳴、賈正、李東山……像看稀罕似地圍了一群。離近點的，低頭不語地端詳；離遠一點，踮起腳，向裡扎腦袋。紙上面記的不是字，淨是像孩子畫的畫兒。裡邊有的畫著一隻手，手旁邊挨著畫了長短不齊的三豎道；有的畫個大圓圈，裡頭還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