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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兮歸路遇，疾風千里兮揚塵沙。人多暴猛兮如狂蛇，控弦被甲兮為驕奢”，處處表露了蔡文姬愛憎鮮明的感情——“雲山”句連著故土之思，“疾風”句關乎道路之苦。強烈的主觀抒情色彩，更主要地體現在感情抒發的突發性上。蔡文姬的感情，往往是突然而來，忽然而去，跳蕩變化，匪夷所思。正所謂“思無定位”，甫臨滄海，復造瑤池。並且詩中把矛頭直指天、神：“天不仁兮降亂離，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為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為神有靈兮何事處我海北天南頭？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把天、神送到被告席，更反映出蔡文姬的“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苦我怨氣兮浩於長空”的心情。
《胡笳十八拍》的藝術價值很高，明朝人陸時雍在《詩鏡總論》中說：“東京風格頹下，蔡文姬才氣英英。讀《胡笳吟》，可令驚蓬坐振，沙礫自飛，真是激烈人懷抱。”
《胡笳十八拍》的藝術價值高，與蔡文姬的才高有關，蔡文姬的才高是由她的家世和社會背景造成的。
蔡文姬名琰，既字文姬，又字明姬，她的父親便是大名鼎鼎的大儒蔡邕。
蔡邕就是蔡伯喈，有一出《琵琶記》的唱詞，說的是蔡怕偕中狀元后，不認髮妻趙五娘，別娶丞相之女，可說是厚誣古人。東漢時根本沒有狀元，也沒有別娶丞相之女這回事。對此南宋陸游曾感嘆系之他說：“身後是非誰管得，隔村聽唱蔡中郎。”
蔡邕不可能中狀元，但他的才學在當時得到舉世公認卻是事實。漢靈帝時、他校書東觀，以經籍多有謬誤，於是為之訂正並書寫鐫刻在石碑上，立在大學門外，當時的後生學子都就此石經校正經書，每日觀覽摩寫的不絕於途。這些石碑在動亂中，在洛陽大火中受到損壞，經過一千八百多年，洛陽郊區的農民在犁田時掘得幾塊上有字跡的石塊，經人鑑定就是當年蔡邕的手書，稱為“熹平石經”，現在珍藏在歷史博物館中。
蔡邕是大文學家，也是大書法家，梁武帝稱他：“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當代史學家范文瀾講：“兩漢寫字藝術，到蔡邕寫石經達到最高境界。”他的字整飭而不刻板，靜穆而有生氣。除《嘉平石經》外，據傳《曹娥碑》也是他寫的，章法自然，筆力勁健，結字跌宕有致，無求妍美之意，而具古樸天真之趣。
此外，蔡邕還精於天文數理，妙解音律，在洛陽嚴然是文壇的領袖，像楊賜、玉燦、馬月碑以及後來文武兼資，終成一代雄霸之主的曹操都經常出入蔡府，向蔡邕請教。
蔡文姬生在這樣的家庭，自小耳濡目染，既博學能文，又善詩賦，兼長辯才與音律就是十分自然的了，可以說蔡文姬有一個幸福的童年，可惜時局的變化，打斷了這種幸福。
東漢政府的腐敗，終於釀成了黃中軍大起義，使豪強地主為代表的地方勢力擴大。大將軍何進被宦官十常侍殺後，董卓進軍洛陽盡誅十常侍，把持朝政，董卓為鞏固自己的統治，刻意籠絡名滿京華的蔡邕，將他一日連升三級，三日周曆三臺，拜中郎將，後來甚至還封他為高陽侯。董卓在朝中的逆行，引起各地方勢力的聯合反對，董卓火燒洛陽，遷都長安，董卓被呂布所殺。蔡邕也被收付廷尉治罪，蔡邕請求黥首刖足，以完成《漢史》，士大夫也多矜惜而救他，馬日碑更說：“伯喈曠世逸才，誅之乃失人望乎？”但終免不了一死，徒然的給人留下許多議論的話題，說他“文同三閭，孝齊參騫。”在文學方面把他比作屈原，在孝德方面把他比作曾參和閡子騖，當然講壞話的也不少。
董卓死後，他的部將又攻佔長安，軍閥混戰的局面終於形成。羌胡番兵乘機掠擄中原一帶，在“中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縱獵圍城邑，所向悉破亡。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入朔漠，迴路險且阻。”的狀況下，蔡文姬與許多被擄來的婦女，一齊被帶到南匈奴。
這心境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當初細君與解憂嫁給烏孫國王，王昭君嫁給呼韓邪，總算是風風光光的佔盡了身份，但由於是遠適異域，產生出無限的淒涼，何況蔡文姬還是被擄掠呢！飽受番兵的凌辱和鞭笞，一步一步走向渺茫不可知的未來，這年她二十三歲，這一去就是十二年。
在這十二年中，她嫁給了虎背熊腰的匈奴左賢王，飽嘗了異族異鄉異俗生活的痛苦。當然她也為左賢王生下兩個兒子，大的叫阿迪拐，小的叫阿眉拐。她還學會了吹奏“胡笳”，學會了一些異族的語言。
在這十二年中，曹操也已經基本掃平北方群雄，把漢獻帝由長安迎到許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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