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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進展，但另一方面，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在安全區所擁有的行政職權，事實上也於二月七、八日左右，似已移交自治委員會。前面提到斯邁思教授在二月十日所寫的記錄，早已使用了“舊安全區內”（the former Zone boundaries）這個詞（前引書2，第二○八頁。原著，第一六三頁）。如前所述，二月十八日，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改名為國際救濟委員會。報告這一情況的拉貝主席在公函中就會名的更改問題，說是改為“與現在職
務相稱的‘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這個會名是在其職權移交完畢後更改的（前引書2，第一五七頁）。關於二月份後有所改善的南京情況，希參照下面的記述。
關於市民生活的新聞報道全是謊言
佔領南京後不久發生的日本軍的軍紀敗壞情況，持續了兩個月以上，對此，未能從日本的新聞報道中瞭解一鱗半爪。在佔領地區出版的英文報紙也同樣如此，因為當時報道受到了嚴格管制。總之可以說，幾乎看不到關於南京市民情況的報道。有時難得發表的訊息，也是與事實大相徑庭。
估計是馬吉牧師——那個留在南京的外僑，在信中對一月十一日那天的情況這樣說：“我們看了兩、三份上海的日文報紙和兩份《東京日日新聞》。據這些報紙報道，自十二月二十八日以來，商店正在迅速開門營業，業務正在恢復正常，日本軍同我們合作，向可憐的難民供應糧食。‘中國匪賊’已從南京一掃而光，現在所控制的是和平和秩序！如果事情果真這樣，就不會出現悲劇性的結局，這真使人忍不住要發出苦笑。”（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2，第四十三頁）
在上述同一封信中，在談到十二月三十日那天的情況時，他說：這一天，在日本大使館裡集中了收容所幹部等約六十個中國人，分別製作了五色旗和太陽旗各一千面。元旦那天，在有一千名以上的難民的收容所裡推出代表二十名，在難民較少的收容所裡推出代表十名，他們被喚去鼓樓集合。據說當天的計劃預定是：日本軍在難民們於鼓樓前高舉五色旗的同時，發表演說，奏樂，還對這些揮舞旗幟前來歡迎新體制的幸福的人們拍攝新聞紀錄影片（前引書2， 第四十二頁）。因而我們也能夠透過報紙照片和電影看到那種煞有介事的情景。可是這封信在寫了上述事實後說：“然而有報告說，在市區內日本軍繼續採取火攻辦法，強姦和誘拐十二歲、十三歲少女的事件發生了三起。 斯珀林（Edward Sperling）忙於把士兵趕出總部附近的屋子，日本士兵抓人時，曾在蠶桑系（金陵大學的一部分，美國人的資產）附近設有步哨線。”
馬吉牧師（？）在信中所說的“新體制”，那是指年底成立的“治安維持會”，該會於一月一日舉行了成立儀式。
第十六師團參謀長中澤三夫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提出的宣誓供詞（辯證二六六七）中，對那天的“盛況”是這樣供述的：
“翌年一月一日，在舉行治安維持會成立儀式時，有數萬中國民眾集合在舉行儀式的地方——鼓樓宮前的廣場上大聲歡呼”（《遠速》，三○九號， 載前引書1，第二四五頁）。據說，當時準備的旗幟僅兩千面，但集合起來的民眾卻達“數萬”。好大的動員力。其他證人也一樣，他們對與己不利的，一概採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態度，明哲保身，但唯有對這一“盛況”，卻想誇張其詞地把它寫出來。
另外，上海發行的《新申報》這份中文報紙，在一月八日出版的那天刊登了下列訊息，看起來好像實有其事。《新申報》是由日本人主辦的，它所刊登的關於南京的訊息，當然是對中國人進行宣傳。
日本軍親切關懷難民南京充滿和睦氣氛
南京街道極為平靜。深情厚誼的太陽之光尤為和煦地照射在西北部的難民區。九死一生地逃出來的難民們，受到了日本軍的親切撫慰。他們喜氣洋洋，十分感激，恭恭敬敬地跪在路邊。在日本軍入城前，他們苦於受到懷有反日情緒的中國軍的壓制。事實上，他們手中沒有一粒米，病人得不到治療，飢餓的人得不到食物。善良的市民痛苦萬分，處於無比悲慘的境地。
幸虧皇軍在南京入城後收兵，伸出了深表同情之手，對病人進行診療，對善良的市民來說，他們來得正及時。在日本大使館的西側地區，多數難民放棄他們過去所採取的愚蠢的反日態度，為獲得生活的保證而感到欣喜，跪拜在地。男女老少彬彬有禮地向是軍致意。這表示了中國人的特別禮儀，如果他們沒有誠意，那是不可能看到這種情況的。在難民區內，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