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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幸而今天的天氣比昨天好。登記工作繼續進行，效率極低。人們一點也不卻道去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出面才好。而且有許多難晨被當作散兵強行帶走。婦女和老人前來向我們跪拜哭泣，懇求我們幫助找回他們的丈夫和兒子。交涉了兩三次，情況較好，但軍方對我們的干預表示憤慨（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2，第四十一頁）。
金陵大學——收容三萬餘難民——的貝茨博士，曾就當時按內進行市民登記時採用陰謀手段使“便衣兵”自首並對他們予以屠殺的情況，報告如下：
十二月二十日（貝茨博士的手記收錄在國伯烈編寫的那本書和《南京安全區檔案》中，但後者未寫明是十二月二十日。由於登記是從十二月二
十四日開始的，所以這個日期有誤），登記從主要收容婦女的收容所裡開始進行。軍部當局又對這裡少數男子中居住在圖書館新館裡的兩千名以上男子進行了登記。 大約有三千名男子集中在史威斯堂（Swazey Hall）下面的網球場上，其中有兩、三百人（馬吉牧師（？）說是有二百四十人〕響應了三十分鐘的演說，走上前去。這種演說的目的是要“以前當過兵的或接受強制勞動的人，一律站到後面去、如果你們自首，就可以保生生命，可以獲得工作。否則，一經覺察就槍決”。在日本軍官的指揮下，透過中國人所作的短短的演說，這幾句話反覆了好幾遍。這些中國人儘量想把許多被認為原來當過兵或不幸被誤認為是原來當過兵的同胞從處決的命運中拯救出來。 大學裡的許多中國職員、H·L·桑納、查爾斯·H·裡格斯和我自己把這些演說都聽得清清楚楚。一些中國人認為，去自首的人中，有的是受了恐怖的影響，或是誤解了強制勞動這幾個字。確實，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從未當過兵……在中午前，軍官們又說要把軍隊儲藏的糧食發給大家，我們要求對兩、三百個“自首者”每人準備兩頓飯的糧食。當時，連負責警備任務的一般士兵也表現得很親切，根本談不上拔出拳頭，而是親切地遞香菸。下午，男子們一一報告了他們的姓名和職業，均被記錄下來……下午五時左右，出來自首的兩、三百人被分成兩組，被憲兵強行帶走。
這裡說的雖是其中一個人的回憶，但他對警備兵親切的反常的殷勤態度開始表示懷疑。
貝茨教授就從冒險逃回來的中國人那裡聽到情況，繼續寫道，被強行帶走的這兩、三百個中國人，或被當作練習拼刺刀的活靶子，或被機槍掃射，或以五人、十人為一組，被用鐵絲捆起來後投入火燒得正旺的院子裡，等等。日本軍用殘酷的方法對他們進行屠殺。這一記錄是根據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料和一月三日的筆記，寫於一月二十五日，在其長篇記述的結尾中說：“近幾個星期內發生的種種暴行，使我還是不忍透過那個網球場。幾萬難民被送到校內來，聽候登記。為了他們的安全，接連好幾天，我們對在此慘劇中處於各種重要地位的日本軍官和士兵必須笑臉相迎和謙恭有禮，這對於我們簡直是一種苦刑。我們好像誰都成了屠殺那兩百人的幫兇，覺得應該向那些不幸的家屬負責，要是那些家屬處於極度悲慘狀態之中的話。日本軍官和士兵怎麼樣呢？他們中間有的人與我們接觸的暴徒相比，還有些人性，他們中間有許多人誰無妻子呢？ 他們也一定愛著自己的妻子。”（前引書2，第四十四至四十五頁，第四十七至四十八頁）
下面所談的，是同一件事情，見之於《黃俊鄉署名的證詞》——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檢察方面的書面證據（一七三三。但未向法庭提出）。
在南京大學（東爪市）的校院裡召開大會，大約有一萬名難民參加。
當時，有個叛徒詹用光起來發表一場演說，要求這些國民軍舉手投降，如果這樣，就能保證所有難民的生命安全。約有七百個人信以為真，舉起手來。 結果，他們被帶到上新河監獄，在那裡遭到殺害（前引書1，第三八四頁）。
這一記錄所說的地方是在東爪市的南京大學。自然，南京大學即指金陵大學，東爪市恐怕就在天津路百步坡附近。座落在東爪市的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貝茨博士把當著許多人的面發表演說的中國人理解為“想拯救同胞的中國人”，但黃俊鄉卻罵他是“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