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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首詩，是當時的南京憲兵隊崛川靜夫所寫：
棄屍八萬，令人驚歎，有口難言。
這首詩收於昭和十五年出版的《南京》這部詩集裡（第七十九頁）。高崎就這首詩說：“認為只要未在南京投擲原子彈，就不可能有‘八萬’死者等，這是對屠殺的否定，他們說這位憲兵大尉與大宅壯一一樣，也是‘撒謊’。如果說他是‘撒謊’的話，那只是他把實際的數字估計得過低而已。”
長勇誇口說他下令屠殺俘虜三十萬
前面介紹了集體屠殺俘虜和殘兵敗卒的各方面資料，現在必須談一談曾誇口說他下令屠殺三十萬名俘虜的一個人物。他就是長勇中佐（翌年升任大佐），他在佔領南京時，是上海派遣軍的情報主任參謀，兼任華中方面軍參謀。在事件發生後不久，田中隆吉大佐（在事件發生時任關東軍參謀，中佐）曾聽長勇這樣說過。田中在他戰後寫的《被割斷的歷史（戰敗秘話）》一文中，談到了這些情況。文章稍許長了一點，卻是個重要的證詞，因此將有關部分全部引錄如下：
昭和十三年四月初，當時我擔任朝鮮羅南的山炮二十五聯隊長。一天，由於三月發生人事調動，在成興的步兵七十四聯隊長長勇大佐來看我。他來羅南，是為列席師團司令部例行召開的團隊長會議。
長勇是我的同事，曾在參謀本部的一個課裡和我一起工作過，相互熟悉。他實際上是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的中心人物，他是個赫赫有名的無比蠻橫的人。他的性格卻不像表面上看來那樣豪放，對世間的譭譽褒貶極為敏感，頗有強烈的功名心。他最大的缺點是不管正確與否，總自以為是，什麼樣的惡毒手段都施得出來，毫不反省自己，是個行動家。長勇對我總要讓一步，主要是他在年輕時曾迷戀於女色，我曾幫了他一把。還有，我的腕力也遠比他強。用此，他不大敢在我面前信口雌黃。
團隊長會議連續召開了三天。在會議期間，長勇住在我的官員住宅裡，我和他生活在一起。我在這段時間，從他口裡聽到了令人吃驚的事實，那就是震撼世界的、在南京附近大量屠殺中國人的真相。有一天，他對我說：
“在攻打南京時，我在朝香官指揮的兵團裡任情報主任參謀。我軍在上海附近的戰鬥中經艱苦奮戰後逐漸取得勝利，轉向進攻，向鎮江附近挺進。由於在杭州灣登陸的柳川兵團推進神速，大約有三十萬中國兵被切斷了退路，他們丟下武器，向我軍投降。要處理這麼多俘虜，糧食方面是個最大的問題。在事變開始時，我很高興，認為對在通州殺害日本人事件進行報復的時機到來了。我立即擅自向所屬各部隊發出命令：應全部殺掉這些俘虜！我利用軍司令官的名義，透過無線電訊傳達了這項命令。命令的全文當即燒燬。由於這一命令，大屠殺開始了。然而，其中也有逃亡的人，不能說全都被殺掉。我相信，我不僅由此對通州的屠殺進行了報復，而且得以告慰已犧牲的無辜在天之靈。”
我懷疑自己的耳朵，並認為長勇所說的話是長勇在胡言亂語，對此並不相信。
停戰後，我從各方面瞭解到日本軍在南京附近進行屠殺的全部情況。
而且試對如何進行如此大規模的屠殺的問題作了研究。得出的結論是，我不得不肯定長勇在朝鮮羅南說的話是真實的。原因是，如此大量的屠殺，如果不是在軍隊的統一指揮下采取集體行動的話，那是絕對不可能辦到的，而且這種集體行動只有遵照上司的命令才能進行。此外，友軍柳川平助的兵團並沒有任何屠殺行為，這就證實了長勇談話的真實性。
長勇是昭和六年三月事件的中心人物，第二年夏天，他來上海看我。
我當時任公使館武官。他洋洋得意地對我談起了屠殺事件的情況，同時“
他以法國大革命中馬拉＇1＇和丹東＇2＇自詡。我認為，長勇是個極端愛耍花招的人，另一方面又十分殘暴，在性格上，同馬拉、丹東等人是一脈相承的，這是事實。
＇1＇ 馬拉（Jean Paul Marat， 1743～1793）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著名活動家、 政治家、學者。1793年5月參與領導和鼓動人民起義，推翻吉論特派統治，建立了雅各賓派專政，同年7月被暗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