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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節：大國的迷失（42）
這是為什麼？原因究竟在哪裡？
袁世凱不肯南下就職，孫文反對把首都定在北京，本身就是一場關乎中國命運的對抗。這時，南北已成為一個鮮明的政治概念。袁世凱的勝利，標誌著北方作為君臨萬邦、四夷賓服的天朝中心，依然如故。這是中國的悲哀，歷史的悲哀。中國奠都北京，從此，正如孫文所說，“任天下懷廟宮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
在這種政治氣氛下，剛當上總統的袁世凱，已經沉浸在他的皇帝夢裡了。當他還住在鐵獅子衚衕的時候，就想著搬進紫禁城，一嘗帝王滋味。他一旦有了這個念頭，自然會有一班承顏候色的諛臣，替他操心。
於是有人進言，京師最近流行謠諺，即有前清“頤和園”三字和“與乎袁”諧音，兼童謠和名物之兆而有之，可見率土式望，在袁一人，天意人心都是一樣。袁果然大悅，並說“過去天子是四海一家，現在我是總統，便三海為家”云云。三海乃指紫禁城旁邊的南、中、北三海。袁大頭要搬進中南海，坐江山了。
中國人都喜歡說“打江山”。江山是打下來的。誰打的江山誰來坐，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袁世凱坐上了由同盟會流血犧牲打下來的江山後，幾乎毫不遲疑地向南方人開刀了。第一刀，先砍在由南方人擔任總理的責任內閣身上。
第一屆的內閣，由孫文的同鄉唐紹儀擔任總理。唐紹儀既是南方人，同盟會員，也是袁世凱的朋友，他的上臺，本來帶有很濃的“南北調和”色彩。但北洋官僚們對有這樣一位南方人，在他們的地盤進進出出，覺得非常刺眼。
這位唐總理其實並無實權，事無大小，都要請袁聖裁。唐紹儀每天都在公府和內閣之間往返奔走，請示報告。他和袁世凱雖相識有年，但並不在其個人、地域與黨派圈子之內，屬於“非我族類”之列。某次在談論外交問題時，袁世凱忽然對唐說：“少川（唐紹儀字），我已經老了，你就來做總統吧。”把唐驚得爆出一頭冷汗。他很清楚這句話的斤兩，但不清楚的是，大總統究竟根據什麼不信任他？難道就因為他是一個南方人嗎？
時隔不久，這位南方人，在北京便再也呆不下去了，導因有二。其一，袁世凱主張總統制，以便大權獨攬；而唐紹儀則主張內閣制，設國務會議，總統的任何命令，均須國務院透過，始能生效。袁世凱對此深為不滿。其二，黃興曾經向唐推薦同盟會員王芝祥擔任直隸都督。辛亥革命時，王芝祥在廣西揭竿響應，當了一個軍政府副都督，後被推為桂軍援鄂司令，率軍北上，其實因為他是直隸人，被廣西人排擠出來，時任南京政府的第三軍軍長。唐紹儀請示袁世凱，袁痛快地答應了，叫王芝祥馬上來北京等候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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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節：大國的迷失（43）
表面上，袁總統胸襟寬平，度量廣大；其實內心深處，陰雲重重，氣憤填胸。兩件事都犯了他的大忌。王芝祥雖為直隸人，但有南方同盟會的背景，袁的臥榻之側，豈有他鼾睡的位置？6月間，王芝祥正擬束裝就道，忽聞一份以“直隸五路軍人”名義發表的通電，嚴辭拒絕王芝祥擔任直隸都督。軍人干政的惡例，由此開其端，但袁世凱以此為由，改任王芝祥為南方宣慰使。
唐紹儀自覺失信於南方，難免心生怨氣，總統既已金口玉言，豈能出爾反爾？他表示決不副署這個命令。沒有國務總理的副署，命令就不能發表。
然而，這道命令竟然發表了。
唐意識到，是急流勇退的時候了。6月16日，他留下一道辭呈，也不和袁世凱道別，便乘車直奔天津。袁世凱派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到天津挽留。
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後，公佈《臨時大總統宣告暫行援用前清法律及暫行新刑律令》，除個別修改之外，幾乎照搬前清的法律。隨後公佈的《暫行新刑律》和《暫行法院編制法》，也都是沿用清末的舊法、舊制。
司法權完全受制於少數大軍閥、大官僚，各級司法機關形同虛設。整套司法體制尚未發育，即告進入更年期。以後兩年（1913年、1914年），各省的審判廳高等分廳和地方分廳相繼裁撤；地方廳裁去三分之二，初級廳則全部裁去，恢復了縣太爺升堂審案的舊例，由縣知事以兼理司法，省長有監督司法之權。
民國初肇，雖說是百廢待興的過渡時期，但從北京治安管理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