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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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文學”的口號提出不久，徐行出來反對了。他先後發表了《評“國防文學”》、《再評“國防文學”》、《我們現在需要什麼文學》等文章，抹殺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帝要求，否認中國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可能性，也反對文藝界在抗日旗幟下的聯合。他指責“國防文學”的提倡者是“資產階級的辯護士”，“陷在愛國主義的汙池裡面”。

魯迅對“國防文學”的主張，開始也持反對和排斥的態度。

這隻要看看馮雪峰當年到上海後他同馮的談話就一清二楚了。

馮雪峰是1936年4月25日左右，受黨中央的派遣，從陝北瓦窯堡來到上海的。周恩來、張聞天給他的任務是：1、在上海設法建立一個電臺，把所能得到的情報較快地報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運動的領袖沈鈞儒等取得聯絡；3、瞭解和尋覓上海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絡，替中央將另派到上海去做黨的工作的同志先作一些準備；4、對文藝界工作也附帶管一管，首先是傳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這四個任務中，前兩個是主要的。

張聞天還特別囑咐馮雪峰說：“到上海後，務必先找魯迅、茅盾等，瞭解一些情況後，再找黨員和地下黨組織。派你先去上海，就因為你同魯迅熟識。”馮到上海後第二天就住進了魯迅家裡，在那裡住了約兩個多星期。

師生相會，舊友重逢，魯迅向馮雪峰傾訴了自己的憂憤之情。

馮雪峰在建國之初回憶說：“據我瞭解，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當初他確實不大明瞭，並且曾經懷疑過的。”“我到上海後，關於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真相，可以說他是明瞭了；但我覺得，他還有一些懷疑。”他曾當著馮的面說：“也要聯合國民黨，那些先前投敵的分子，是最歡迎的了。”“我確是不容易改變，就算記住敵人的仇是一種錯誤罷，也就只好錯誤了。……不念舊惡，什麼話！”

（馮雪峰：《回憶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第155、157—158頁）

馮雪峰後來在“文革”中寫的材料也反映了當時魯迅對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之不大理解，以及對“國防文學”主張和周揚的態度。他說：“魯迅認為周揚等人早已經要放棄革命文學的主張，急於要同敵人和形形式式的叛徒、叭兒狗們‘聯合’了。”“魯迅說過，照他看來，周揚等人只是空談，唱高調，發命令，不對敵人認真作戰，並且還扼殺不同夥的人的革命力量。魯迅說過，照他看來，這些人大抵都是借‘革命’以營私的青年，是革命營壘裡的蛀蟲，許多事情都敗在他們手裡；……周揚他們以‘革命’大旗做虎皮，自命‘指導家’，故作激烈，嚇唬別人，打擊不同意見者；他們只長於‘內戰’。分裂戰線，對敵人卻心平氣和，並且有意‘取悅’於敵人，同敵人及其叭兒狗們反而常常聯成一起，——他認為，他們同那些造謠汙衊的小報是有聯絡的。”“他說：‘國防文學’不過是一塊討好敵人的招牌罷了，真正抗日救國的作品是不會有的。”（馮雪峰：《有關1936年周揚等人的行動以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6　兩個口號的論爭（2）

口號的經過》，載《新文學史料》1979第3期）魯迅對周揚等人的氣憤和憎惡，根本否定“國防文學”的主張是顯然的了。

周揚等人當然是極願爭取魯迅支援“國防文學”的主張，領導他們發起的“中國文藝家協會”的，無奈魯迅採取不予合作的態度，使他們感到非常棘手。還在馮雪峰來到上海之前，即這一年的4月初，周揚曾特意找茅盾談過一次話，講了他們的苦衷。後來茅盾這樣回憶說：“到四月初，沙汀來找我，說周揚有要事和我面談，於是我與周揚在沙汀的家中見了面。周揚向我談了‘左聯’解散後文藝界籌組統一戰線組織的情形，表示這方面的工作進展得比較順利。但是，他說，魯迅不願加入這個新組織，使他們十分為難，因為魯迅是文藝界的一面旗幟，理所當然應該領導這個新組織。而且，由於魯迅不肯加入，也使得一大批作家對這個新組織表示冷淡，這就使他們的工作遇到很大困難。接著周揚談到了社會上的各種流言和小報上登的一些‘訊息’，譬如說魯迅破壞統一戰線等等。這都是謠言，是敵人造的謠。他說他對魯迅一向是尊敬的，沒有惡意，過去有人化名罵魯迅，他並不知情；還有一些是誤會，或者有人故意歪曲事實，挑撥離間。總之周揚說了很多他左右為難的話，希望我能從中調解。”茅盾知道，魯迅懷疑周揚等人因他不贊成“國防文學”的口號並拒絕在“協會”發起人中籤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