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第5部分 (第3/4頁)

產階級革命文學。”這裡當然有一些“左”的不切實際的要求，但是它對大眾化的高度重視，並且要求“全體盟員到工廠到農村到戰線到社會的地下層中去”，普及革命文學，組織工農群眾，從事革命運動，同時也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卻成為這次大眾化討論的綱領。

1930年春“左聯”成立前後，曾就大眾化問題進行的一次討論。那次討論是圍繞著文藝的形式問題展開的。在這次討論中，文學形式仍然是眾人關心的主要問題，同上次討論顯著不同的是，這次討論涉及到了文學作品的內容問題以及作家向群眾學習等如何創作大眾文學的問題。

周揚的《關於文學大眾化》（載1932年7月《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格外引人注目。他在這篇文章中說，“文學大眾化首先就是要創造大眾看得懂的作品”，因此“文字”就成了先決的問題。這樣的文字怎樣才能創造出來呢？“只有從大眾生活的鍛冶場裡才能鍛冶出來大眾所理解的文字；只有從鬥爭生活裡才能使文字無限地豐富起來。”在形式問題上，他主張除了批判地採用舊的大眾文學的形式如小調、唱本、說書等之外，更要“儘量地採用國際普羅文學的新的大眾形式”，如報告文學，群眾朗讀劇等。這樣一些從實際鬥爭中創造出來的新的形式，具有迅速反映現實，富有戰鬥性的特點，既能很好地表現新的內容，又便於群眾接受，要大力提倡。周揚強調指出，“在這裡，最要緊的是內容”。大眾文學的內容應該是什麼呢？“不管題材的複雜性，我們的主要任務應該是描寫革命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鬥爭生活。……這需要著完全新的典型的革命作家：他不是旁觀者，而是實際鬥爭的積極參加者，他不是隔離大眾，關起門來寫作品，而是一面參加著大眾的革命鬥爭，一面創造著給大眾服務的作品……。中國的革命文學作品至現在還是充滿著‘革命’的詞藻的生硬的堆砌，‘突變式’的英雄的純粹概念的描寫，對於被壓迫者（很少是真正的無產者）的膚淺的人道主義的同情對於沒落的小資產階級的含淚的諷刺。要肅清這些殘餘的要素，只有到大眾中去，從大眾去學習，產生健全的大眾作品。”

（《周揚文集》第1卷第27、28頁）

周揚在這裡鮮明地提出的大眾文學的內容和作家向群眾學習的問題，反映了左翼文壇當時在這個問題上前進了一步。從1931年到1932年的文學大眾化問題的大規模的討論，表明左翼文壇對五四文學革命以來的“歐化”傾向以及無產階級革命文###動初期的“左”的發展，已有所警覺，並開始注意糾正。他們努力克服輕視民族傳統的傾向，提倡學習群眾口頭語言，創造新的文學語言，這些都有助於拉近文學和群眾的距離。當然，由於就多數作家來講，還是把大眾化主要理解為文學形式的通俗化，更重要的是由於當時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革命文藝和群眾的接近不能不受到極大的限制，這樣，大眾化的實現也就不能不受到嚴重的影響。結果是，“只有人在叫，沒有人去幹”，大眾化討論中的一些正確的主張未能在創作實踐中得到貫徹和落實。誠如後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的那樣，“在上海時期，革命文藝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學生、職員、店員為主”。（《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06頁）人們只能在歷史提供的條件下進行活動，而活動的最終成果，又不能不受當時條件的限制。　嚴酷的鬥爭，險惡的環境　“左聯”是在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中不斷成長、發展和壯大起來的。1930年9月，國民黨政府明令取締“左聯”，通緝“左聯”成員，於1931年春逮捕並秘密殺害了“左聯”成員李偉森、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等5位作家，“左聯”遭到破壞。隨著“9·18”事變全民抗日情緒的高漲，“左聯”再度發展。1933年夏，丁玲、潘梓年被捕，應修人當場犧牲，在這前後，潘漠華、洪靈菲亦相繼在天津、北平被捕，並被殺害。“左聯”再次處於低潮。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5　在危局中開出新天地（2）

丁玲在被捕前是“左聯”黨團書記。她被捕後，由周揚接任黨團書記。“左聯”立即發表《為丁潘被捕反對國民黨白色恐怖宣言》，“要求把丁玲、潘梓年及一切階級鬥爭的罪犯們從牢獄中釋放出來”。

國民黨反動派在對革命根據地進行軍事“圍剿”的同時，加緊進行文化“圍剿”，白色恐怖籠罩大地。據劉順元回憶，“僅1933年上半年，不到半年之內，上海被捕的共產黨員約600人左右”。

這一年11月，國民黨特務搗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