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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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詞激烈的調子，說：“我們不把蘇汶先生等人認為我們的敵人，而是看作應當與之同盟戰鬥的自己的幫手，我們就應當建立起友人的關係來。”並坦誠地檢討左翼批評家的錯誤說：“我們要承認所有非無產階級的文學，未必都就是資產階級的文學的蘇汶先生的話是對的；而且我們不能否認我們——左翼的批評家往往犯著機械論的（理論上）和左傾宗派主義的（策略上）的錯誤。

因為在我們的面前，有著小資產階級文學以及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文學存在。”文章中的這些觀點，顯然是從歌特的文章中來的。

就在馮雪峰看到上面所講的張聞天的那篇文章後不幾天，他在周揚主編的《文學月報》1932年11月出版的第1卷第4期上發現了署名為芸生的一首詩《漢奸的供狀》。周揚是不久前經馮雪峰談話之後，重新加入共產黨，並接替姚蓬子主編《文學月報》的。

芸生的真名叫丘九，是青年團的一位負責幹部，路過上海，與周揚相見，兩位年輕人談得很投機。丘九留下了這首罵胡秋原詩，周揚就把它給登了出來。丘九離開上海到寧波，很快就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周揚與他只是一面之交，但對他一直難以忘懷。丘九的愛人臨產來上海住院，周揚手持鮮花，冒充其夫，前往醫院探視，以示保護之意，防止他人欺侮。她在產後帶著幼子返鄉途中，被國民黨抓獲。幸遇一位國民黨軍官相助，後隨這位脫離國民黨的軍官定居香港。這位女子直到80歲之後，才對其子丘旭講了周揚當年對她母子二人的大恩大德。但他們只知道恩人叫周起應，並不知道他就是後來的周揚，為了尋找恩人不知費了多少周折。20世紀80年代的某一天，周揚因病住院，突然，一個青年闖了進來，倒頭便拜，口稱：“我的大恩人啊，我可找到您啦！”來人便是丘旭。他是不久前才知道周揚就是當年的周起應，特意從美國趕來拜見恩人的。周揚趕緊將他扶起，談起往事，彼此都很激動。這是後話。

且說當時，馮雪峰一看《漢奸的供狀》，心裡就很不高興，認為這是完全違背黨的策略的，作為文委書記的他，立即去找周揚，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議在下一期上作公開糾正。不料血氣方剛的周揚竟不同意他的意見，二人還爭吵了起來。當晚馮見到瞿秋白，說起這篇文章的事，瞿同意馮的看法，認為應該公開糾正。馮馬上又去同魯迅談，魯迅也認為這是流氓作風，自己先公開糾正一下為好，爭取主動。馮請魯迅出面代表“左聯”講話，魯迅表示由他來寫一點也可以，不過還是用個人名義為好。於是，他便寫下了那篇《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交給周揚，發表在12月出版的《文學月報》第1卷第5、6合期上。此時，周揚也初步認識到自己錯了，在發表魯迅的文章時加了個按語，稱魯迅的意見是“尊貴的指示，我們應該很深刻地來理解”。不過，周揚對在胡秋原問題上自己究竟有何不妥，仍然未有明顯變化。

1982年11月13日，周揚在同文集編輯組同志談到他當年如何少年氣盛的情況時曾不無幽默風趣地說：我們是堅決的革命家，但充滿了大大小小的錯誤。“左聯”那種就是要革命的勁頭，你們想不到。周立波要革命，因為沒有黨的關係，天天在哭。他因為在屋裡放著黨的書籍而被捕，在獄中關了兩年半。他與我是侄叔關係，是我帶出來的。馮雪峰住在胡秋原家，我因此認識胡，周立波被捉後，我求胡說說情，馮和胡那麼熟不幫忙，因此對馮也有意見。一次馮請客，胡秋原和我都參加了，馮是好意，想借此次相聚，調解一下與胡的關係。可我一言不發，一是表示對胡有意見，二是表示對馮抗議。你們寫書的話可以研究一下，這就是少年左翼分子的心理狀態哩！

4　對“第三種人”的批判和自我批判（4）

左翼文壇開始糾正“左”的思想，同蘇聯解散“拉普”密切相關。1932年，蘇聯解散了“拉普”，自然科學方面的一些組織如“物理學界無產階級協會”等，也被解散，“共產主義科學院”也予以撤銷，併入蘇聯科學院，極“左”思潮受到嚴肅對待。受蘇聯的影響，中國的左翼文壇也開始了對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的清理，對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引進。敏銳的周揚是中國左翼文壇介紹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第一人。隨著國內外左翼文壇的變化，此時的周揚的思想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在之後，他對於藝術特點的強調。與前一個時期簡單地片面地強調政治，簡單地片面地不適當地強調世界觀對於創作的決定作用相比，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

193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