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第11部分 (第3/4頁)

不尊重。魯迅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藝運動的旗手，你們應該尊重他。但是你們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寫得很不好。當然，如你所說，在某些具體問題上，魯迅可能有誤會，有些話也說得不一定恰當。但是你今天也說，那是因為他當時處境不自由，不能廣泛聯絡群眾的緣故。既然如此，你們為什麼不對他諒解呢？六、但錯了不要緊，只要知道錯了，以後努力學習改正，照正確的道理辦事，前途是光明的。（艾克恩：《延安文藝運動紀盛》第72頁）

毛澤東的這番話，解開了徐懋庸思想上的疙瘩，放下了包袱。

他從此到“抗大”任教員、研究室主任，開始了革命教育的生涯。

毛澤東的這番話，自然也驅散了兩個口號之爭留在周揚心頭的陰影。他現在才明白，自己到延安之後，為什麼毛澤東從來不同自己談這個問題，看來，從毛澤東到其他中央領導同志，誰也沒有把“國防文學”的口號當做是什麼了不得的大問題。魯迅的確偉大，應當尊重他，向他學習，自己在這方面確有不對之處。如果說，兩個口號之爭曾給他心靈深處留下一道深深的傷痕的話，那麼，現在終於雨過天晴，煙消雲散了。他現在所想的就是，如何跟著領袖毛澤東，在延安這塊明朗的藍天上，盡情地揮灑自己的才情，譜寫一曲新的壯美的樂章。

當時中央曾打算總結上海文化運動的經驗，並討論如何發展全國抗日文化運動，張聞天為此曾兩次致電馮雪峰到延安來商討。此時，馮雪峰因隨黨中央代表團（本人不是代表）同國民黨談判第二次國共合作問題，不滿於商討取消蘇維埃政權、改編紅軍等，認為這是向國民黨投降，同博古吵翻了。他對胡愈之說：“他們要投降，我不投降。我再也不幹了，我要回家鄉去。”一氣之下跑回浙江義烏“隱居”去了。（胡愈之：《我所知道的馮雪峰》，《新文學史料》1985年第４期）這個浙東的年輕人也是這麼一副倔脾氣，拒不應召前來延安議事。不知馮雪峰這位理論水平出類拔萃的“老革命”後來有沒有“一失足成為千古恨”之感。那時的周揚也沒有想到要中央為兩個口號之爭做個結論。他們誰也不曾料到，在日後的歲月中，兩個口號之爭竟然會幾次三番地被提出來，作為一件天大的事情，首先是給他們兩位，同時也給其他許多人帶來沉重的災難。

須知，毛澤東對解散“左聯”、兩個口號之爭的看法，還有另外一面。蕭三回憶說：“在延安整風、審幹時期，在批判王明路線的時候，1943年10月底，我曾在棗園向毛主席報告：主張解散‘左聯’的信是王明逼我、另一駐國際代表（按：即康生）和我長談，給了我以‘理論基礎’之後寫回上海的。毛主席這才知道：‘啊！

還是你寫信的呀！那就是要和解散共產黨差不多……那就是和‘中聯’‘右聯’一起搞喏！’停一會兒又說：‘反帝而沒有無產階級領導，那就反帝也不會有了。’”（蕭三：《我為左聯在國外作了些什麼？》）毛澤東的這一看法，為後來在這個問題上折騰，埋下了伏筆，留下了遺患。

有道是：歷史喜歡作弄人。當年，在歷史轉折關頭，在革命文藝隊伍內部，在政治目標基本一致的情況下，在兩個口號的問題上形成對立的局面，自家人和自家人打了一場。隨著政治風雲的變幻，20年之後，在“反右派”鬥爭中，馮雪峰不幸落馬，又舊事重提，自家人不認自家人，把馮雪峰狠批一通；30年之後，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路線鬥爭”，老賬重算，視周揚為實行王明“階級投降主義”、“民族投降主義”的敵人，批了10年之久，鬧了個天翻地覆，鬥了個一塌糊塗。奇怪的是，在把魯迅奉為“文神”

的情況下，對魯迅等人在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問題上值得珍視的提示卻仍舊無人問津。江青等人惡性膨脹，竭力主張“寫（同黨內）走資派作鬥爭”，說什麼這是“時代的要求”、“階級的要求”，文藝創作的“主要任務”，妄圖把文藝納入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軌道。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在錯誤的路上越滑越遠，走入歧途，世稱“陰謀文藝”，文壇陷入了更大的歷史迷霧之中。

9　窯洞燈火（1）

主張“生活是第一義”，提倡“培植民主主義的風氣”

周揚一家到延安以後，開始住在安塞。那時，這裡還很荒涼，常有野獸出沒。他們全家住在一個黑乎乎的窯洞裡。生活條件是很差的，他們家最高階的“奢侈品”，大概就是從上海帶來的那隻柳條箱子了。周揚的女兒周密回憶說，她那時大約三四歲吧，柳條箱的蓋子成了她的床，靠在大人們的床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