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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鳴”的意義，說陳其通等四同志對文藝工作的意見不好，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我們的意見是隻有反革命的花不能讓它放，要用革命的面貌放，就得讓它放。 “反修正主義”任務的提出 ２月17日，毛澤東找周揚、林默涵和作協負責人談話，重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重要性。大意是要堅持這個方針，不要怕毒草。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寫得不錯，應該鼓勵對我們工作中缺點的批評。要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要團結也要有鬥爭，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透過批評鬥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團結。
２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３月12日在800多人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進一步闡述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意義，指出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一個長期性的方針；領導我們國家應該採取“放”的方針，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但同時，毛澤東又提出了一個百家爭鳴實質上即兩家爭鳴的論點：“我們提倡百家爭鳴，在各個學術部門可以有許多派、許多家，可是就世界觀來說，在現代，基本上只有兩家，就是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毛澤東選集》第５卷第409頁）把學術問題上的各家各派依其世界觀劃歸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家，又說這兩家爭鳴也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同上，第389頁），這樣一來，百家爭鳴只能是一個吃掉另一個，結果還是一家獨鳴。這同不久前毛澤東本人對百家爭鳴的解釋不同，那時他說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也同陸定一代表中央所作的闡述有別，他說文學藝術工作者和科學工作者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意見、堅持自己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呢？由於1956年秋冬國際上出現了波蘭、匈牙利事件，社會主義制度面臨挑戰，國內也出現了一些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的苗頭，整風中報刊上發表的一些頗有刺激性的意見，也越來越來越令人不安。於是，階級鬥爭的弦又繃了起來。毛澤東在這次會上特別提出：教條主義、修正主義都要批評。在前一段整風中只有一個任務，就是反對教條主義；現在又提出了一個任務：反對修正主義。這兩個論點，一個是百家爭鳴實質上就是兩家爭鳴，一個是既要批判教條主義，也要批判修正主義，非常重要，“放”也好，“鳴”也好，那不過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戰勝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一種手段，結局已經安排定了。這是整風運動逐漸轉向反右鬥爭的一個重要徵兆，只是當時還不為人們所覺察和認識罷了。。 最好的txt下載網
20“只有打破教條主義才能有活潑旺盛的生命”（5）
４月９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周揚《答〈文匯報〉記者問》，就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有關問題發表了系統的意見。
周揚的這篇答問，仍然是繼續貫徹“放”的方針，但值得注意的是提出了反對“左”的和右的兩種傾向的問題。周揚首先熱情肯定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近一年來在學術、藝術各個方面所取得的積極的成果，認為“所有這些，基本上都是好的，正常的，健康的現象。這是一種活躍和興旺的氣象。”在回答現在是不是“放”
和“鳴”得夠了，如果不夠的話，是什麼阻礙了這一方針的貫徹的問題時，周揚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黨的長期的方針，根本不發生是否放得夠了和鳴得夠了的問題，因為沒有一天能說是夠的時候。當前是什麼東西妨礙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貫徹呢？周揚說，從思想傾向的角度來看，主要是兩種思想上的片面性：“左”的教條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這兩種傾向都把在文化上堅持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和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對立起來。“在教條主義者看來，似乎要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要工農兵方向，就不能同時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至多隻能口頭上講一講，點綴點綴門面，他們對於這個方針實際上採取了一種懷疑、否定的態度。相反地，機會主義者對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倒是表示‘歡迎’的，但他們是抱著另外一種心情來‘歡迎’的，因為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工農兵方向等等東西，早已有些厭倦了，現在既然有了新的方針，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把馬克思主義、工農兵方向等等都當作什麼‘教條主義’、‘庸俗社會學’一古腦兒甩掉，好象不這樣就會妨礙這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