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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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文學工作者座談會上說，去年好像專家就不要了，書本也不要了，以致發展到看不起科學家。有一個戲，戲裡有一本書，上面寫著俄文“科學”二字，把書丟到地上踩。

夏衍看後提了意見，他們說換一個國家的文字吧。換一個國家的文字也不能踩呀！科學怎麼能踩呢！科學就是權威，你說電線我不怕，你去碰一下！碰了要死人的。這就是權威，你不承認可以，吃虧的是你自己。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蘇聯評價很高，世界上這樣的體系還沒有嘛，我們有人也要“破”，你為什麼要“破”它呢？對“科學”不要再往腳下踩了。周揚強調指出：“文化上的赤貧，是談不上文化建設的。”“要建設高度的文化，就要繼承遺產，就一定要以人類以往所創造的文化為基礎，一定要繼承古今中外一切優秀文化遺產，掌握科學的最新成就。”“從中國最古老的、外國最古老的，一直到現在的都拿過來，這樣才能建設自己的文化。”（同上，第22頁）中國古代文化遺產要整理，“五四”時代的文化遺產也要清理，否則，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就沒有穩固的基礎，就沒有根。“文化遺產包括本國遺產和世界遺產。研究學問就要具備古今中外的知識。作為文化來源的古今中外，‘中’和‘今’應該是主要的，但只有‘今’沒有‘古’不行，只有‘中’沒有‘外’也不行。”（同上，第14頁）要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一定要以研究總結當前的問題為主要任務，同時也必須在繼承古代文化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周揚關於文化建設的這些重要思想，使他同“左”的思想拉開了距離，劃開了界限。

在文化建設中，在戲曲、電影、圖書、博物乃至建築等各個方面，他都出過一些好主意。1958年２月，他在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會上的講話中希望中國和外國文、史、哲古籍的整理出版，第一，要有一箇中國古籍整理的規劃，再搞一個世界名著的翻譯介紹的規劃；第二，要有幾套基本名著叢書；第三，要有幾套好的選本；第四，要有一些好的辭書、工具書；第五，要有一支研究古代文化的隊伍。周揚是文藝佳花的熱情的灌溉者，每當傑作問世，他都及時予以肯定和鼓勵。他對1958年前後出現的《紅旗譜》、《林海雪原》、《紅日》、《青春之歌》，特別是《紅旗譜》，在幾次會議上表示稱讚，認為寫得好。在電影方面，為了完成國慶10週年的獻禮片任務，在文化部召開各電影製片廠廠長研究拍攝計劃的會議上，周揚提出了“三好”的要求，即內容好（共產主義思想）、風格好（民族形式）、聲光好（各項技術的提高）。這個要求，對克服１９５８年電影方面片面浮誇、追求數量忽視質量的缺點，創造富有民族藝術形式和藝術風格的獻禮片提供了精神指向。1959年在新中國電影發展史上被公認為是一座光輝的藝術高峰，許多優秀影片在思想上、藝術上和技術上達到了建國以來的最高水平。如《林家鋪子》、《林則徐》、《老兵新傳》、《青春之歌》、《風暴》、《我們村裡的年輕人》（上）、《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戰火中的青春》、《回民支隊》、《萬水千山》等，從編、導、演、攝、美、樂到錄製等藝術和技術的總體上，都可以看出電影藝術家把對電影藝術特性的把握與有意識地探求民族特點和中國風格結合起來的努力，不論在反映壯闊的歷史畫卷，還是表現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方面，都體現了鮮明的民族特色與民族風格，創造了中國電影的空前繁榮。

1959年春，周揚在劇目要“兩條腿走路”，即現代戲和傳統戲並舉的基礎上，又提出了要創作新編歷史劇。周揚是個工作迷，除了工作還是工作，有空就看書學習，對娛樂、遊覽沒有興趣。你一定想不到吧？在北京工作了那麼多年的他，直到1978年，他才偕夫人首次去長城遊覽。1959年３月，他攜夫人、秘書及隨行人員來到海南，專門囑當地陪同人員為他借來《瓊州府志》，他從中挑了記載海瑞事蹟的那本，在海南6天，一直帶著這本書看，也沒有出去玩玩。回到廣州，他對廣東文教方面的負責人作過幾次長談，對他們說：“海瑞也是廣東人，你們為什麼不給海瑞寫個好戲？海瑞比包公還好，為人剛正不阿，鬥爭性很強，我們現在就是需要有海瑞這樣的人，敢於批評，敢於鬥爭。海瑞精神，就很有教育意義……

現在就是要寫海瑞戲，要搞些歷史劇。”（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20年》第278頁）周揚對海瑞如此看重，對寫海瑞戲如此感興趣，是否與毛澤東有關，不得而知。只知４月２日至５日中共中央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舉行，毛澤東在會上號召學習海瑞精神，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