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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2月初開始，河北省陸續派出多名幹部進駐省內5010個村。在接下來的8個月裡，他們將與原單位工作脫鉤，吃住在農村。河北為此支付2。5億元幹部工作經費，並將給這些村子預留共5億元的專案啟動資金。河北省委給下鄉幹部的任務是，幫助農村發展經濟，培養農村發展帶頭人，同時做好維穩工作，確保10月底前不發生重大群體性事件，並希望能讓赴省、進京上訪量大幅度下降。
幹部下鄉，作為一個運用傳統政治經驗應對當前形勢的特定舉措，良好初衷值得肯定。毫不誇張地說，此舉確屬近年來難得一見的鄉村建設實驗。
談及鄉村建設實驗，讓人不由想起81年前一次著名的鄉村建設實驗——學者梁漱溟主導的山東鄒平實驗。1931年初，梁漱溟受時任山東省省長的韓復榘之邀，赴鄒平推行他理想中的鄉治實驗。次年，成立鄒平縣政建設實驗縣。全縣廢除鄉鎮公所，普遍設立鄉學村學，以教育機構代行組織功能和行政權力。各鄉設立董事會，推舉德高望重的地方鄉紳擔任學長，集“政、教、富、衛”職能為一體，協調管理鄉村事務。對於普通農民，梁漱溟以合作社的形式把分散謀生的農民組織起來，培養和提高農民對團體生活及公共事務的關注和參與能力，並運用科學技術改良作物品種、實施植樹造林。
應該說，梁漱溟的鄒平鄉治實驗取得了相當好的效果。1935年，山東省甚至以菏澤為中心，增劃濟寧等13個縣為實驗區，欲推廣鄒平成果。可始料未及，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華北淪陷，梁漱溟的鄒平鄉治實驗無果而終。
鄒平鄉治實驗與河北幹部下鄉，時間間隔達81年，但對這兩場鄉村建設實驗進行一番比較還是很有意思。
兩者都是為了最佳化農村的治理環境、理順治理體系，不過歷史背景與現實條件卻有明顯差異。在地域範圍上，河北幹部下鄉囊括一省，鄒平鄉治實驗僅限於一縣；在經濟狀況上，河北幹部下鄉的去向是省委特意篩選出來的5010個“差村”，進行鄉治實驗的鄒平距省會濟南不足百里，歷史悠久，人傑地靈，在當時屬山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在施政路徑上，河北幹部下鄉更多依靠的仍然是行政權力，而鄒平鄉治實驗更多仰賴的是倫理、教化和鄉紳自治的力量。
如今，鄒平實驗已湮沒於民國故紙，梁漱溟也已過世二十多年，往事的細節無從推敲。但梁漱溟的思想精髓卻凝練於他的代表作《鄉村建設理論》之中。這本書成於1937年，是梁對六年鄒平實踐“困勉研索的結果”。值得一提的是，最早出版這本書的是鄒平鄉村書店。
在《鄉村建設理論》中，梁漱溟對中國農村社會積貧積弱的現狀進行了痛徹思考，其中有一章節叫“崩潰中的中國社會——極嚴重的文化失調”。何謂文化失調？梁漱溟認為，由於近現代中國政治變革過於強烈，“所成不抵所毀”，舊秩序已然崩潰，新秩序尚未建立，整個社會處於脫序狀態。為此，鄉村建設要旨即是“重建新的組織和治道”。如何重建？要害是形成公序良俗；如何形成？關鍵是鄉村士紳要切實承擔自己固有的職責。
政治制度史告訴我們，中國古代行政體制最低一級是縣，而縣以下，鄉和村的管理本質上是一種自治模式，主要依仗的正是由退休官員、候補貢生、地方名流構成的鄉村文化精英。鄉紳階層，於下可以對社會進行有效的治理，維繫鄉村的穩定與發展；於上可以制約官權的肆意擴張。因為近現代政治的迅猛變遷，鄉紳作為一個群體遭到了摧毀。顯然，梁漱溟的鄒平實驗是想在一定範圍內以培育鄉紳階層的方式，來重塑中國農村社會的自治結構。
鄒平實驗因日本侵華戛然而止，這是不可抗拒的外力對中國鄉村治理與建設努力的抹殺，但鄒平實驗的精神財產卻不應被抹殺，也不應僅停留於一本著述。梁漱溟理論中關於鄉村自治以及倫理教化方面思想，於今仍不乏啟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