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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力洶湧而至，東南亞華僑的處境，就更艱難。所有中國移民的據點，都被白種人現代化的武器抹去，中國人被當作豬仔一樣，被販賣到更遙遠的地球的那一邊的美國去做苦工——美國鐵路至少一半以上都灑著中華人的汗和淚。東南亞成為白種人的天下，貧苦的中華人常出賣自己一段時間對年或十五年）給白種人當奴隸，期滿之後，再用自己賣身的代價，經營小本生意，他們所受的壓迫剝削，並不比運往美國的同胞好。一位對東南亞相當熟習的英國作家，曾感嘆說：“做一個十九世紀的中國人，真是一種苦刑。”這句話說明華僑的悲慘遭遇，但也顯示中國人倔強的一面。中國人有中國人的秘密武器，這秘密武器是：高度的含垢忍辱，高度的勤勞吃苦和高度的警覺。使他們在萬難之中崛起，而且壯大，竟掌握東南亞各國的經濟大權，大大地出乎那些手執屠刀的帝國主義國家意料之外。
十一 文字獄
清政府為中國開疆拓土是它光榮的一面，但它也有不光榮的一面，那就是它所發動的先後持續一百餘年之久的文字獄措施。
中國每一個王朝幾乎都有文字獄，這是極權政治的特色之一，不過都是一些偶發事件。直到十四世紀明王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才把文字獄作為一種合法的謀殺手段，這手段到了清政府手中，更進一步地作為一種鎮壓漢人反抗的血腥工具。
產生文字獄的心理背境，十分簡單。當權者內心有潛在的罪惡感和自卑感時，自顧形慚之餘，對別人的一言一語，都會硬拉到自己頭上，惱羞成怒，採取強烈的報復。尤如一個禿子一聽別人提到電燈泡就七竅生煙一樣，朱元璋因為自己曾當過小偷，就總以為知識分子都要揭他的瘡疤，滿族人總以為漢人會藉著文字來轉彎抹角的表示對他們的輕視。
所以，每一個文字獄，都是當權者神經衰弱、做賊心虛的一種反應。
我們將清王朝最著名的一些文字獄，列為下表，以代表冗長的敘述：
從這些案例，我們可以瞭解文字獄的本質，即有權人物對文字所加的奇異曲解。像賈士芬的咒語“天地聽我主持，鬼神歸我驅使”，不過是巫師們一貫的“口中唸唸有詞”的勾當，竟然成為謀反的證據，可以當作文字獄的典型說明。尹嘉銓自稱“古稀老人”，這是一句古老的成語，但弘曆卻酸溜溜地說：“我自稱古稀老人，早已佈告天下，他怎麼也敢自稱古稀老人？”竟想用政治手段製造自己的文學地位，可謂異想天開。
文字獄的審判是中國歷史性司法黑暗——人權毫無保障的再一次的大暴露。每個案件發生時，皇帝先交給高階官員組成的專案小組研究如何處理，向皇帝提出所謂的“公論”——當時的術語稱“九卿公議”。專案小組所提出的“公論”，當然千篇一律的認為那倒楣的被告罪大惡極，堅決的要求用酷刑“凌遲”處死，家屬全部砍頭。皇帝立即表示他的寬大恩典，特別加恩，免去凌遲，改處絞刑（或改處斬首），全族（或全家）男女老幼，改為發配到黑龍江（黑龍江黑河）或寧古塔（黑龍江寧安）給窮披甲人為奴。
這種審判像一幕漫畫家筆下的卡通，包括皇帝在內，不過一群小丑。沒有人敢提出較輕處罰的建議，更不要說為當事人呼冤了，而且即令對當事人一句有利的話都不敢說，否則不但救不了被告，反而使自己也陷了進去。王錫侯案，江西省長（巡撫）海成，僅建議草去他“舉人”的身份，弘曆就勃然大怒，下了一道殺氣騰騰的諭旨說：“海成請僅革去王錫侯的舉人，所謂人臣尊君敬上的心安在？亂臣賊子，人人得而殺之的大義又安在？海成真是天良喪盡，辜負我命他當官的大恩。”海成還是幸運的，沒有被砍頭。徐述夔案的江蘇省民政廳長（藩司）陶易，就沒有那麼好的運氣了，他曾經拒絕受理對徐述夔的檢舉，結果判處死刑。
文字獄的奇異謀殺，產生下列幾項影響：
一 漢人知識分子本已拘限於儒家學派狹小的範圍，現在在這狹小的範圍中，史學、文學，以及對儒家學派經典的評論闡揚，都受到不可測的咒語禁制。知識分子只好走兩條路，其中一條路是更加埋頭在傳統的八股文、科舉之中，努力做官。八股文的特徵是在紙面上寫盡仁義道德，在紙面上堅持人生以仁義道德為根本，而仁義道德又以帝王和統治階級的利益為標準，於是全國士大夫——現任官、退休官，和以當官為唯一盼望、但尚未當上官的讀書人，全體用帝王所喜悅的方式，阿諛帝王。
二 另一條路是使知識分子專心一意從事考據工作。所謂考據，就是用這本古書去考證那本古書，用這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