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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第二年(一八九八),古歷的戊戌年,二十九歲的載湉,接見地位卑微的康有為。接著從四月二十三日起到八月五日,一百零三天中,載湉頒發了下列一連串嚴厲的詔令,實行公孫鞅式的變法:
一 科學考試仍保留,但廢除八股文,改用議論體裁。
二 設立北京大學(京師大學堂),各省原有的舊式書院(專門研究儒家的四書五經,造就科舉考試人才),一律改為現代化的中學小學。並創辦茶絲專科職業學校。
三 命滿洲兵團,全部改用現代化武器,用新式訓練。並將漢人組成的綠營兵團,改為警察。
四 撤銷疊床架屋的若干中央機構,如詹事府(皇太子宮事務部),通政司(皇宮檔案奏章收受處),光祿寺(皇宮供應部),鴻臚寺(屬國或外國使節招待部,職權跟理藩院——藩屬事條部重複),太常寺(祭祀部),太僕寺(畜牧部),大理寺(最高法院,職權跟刑部——司法部重複)。
五 選派滿洲貴族出國遊歷考察。
六 改良司法部門,改良刑事訴訟法,改革監獄弊端。
七 命各省出版農業叢書,獎勵各種工商發明。
除此之外,康有為還建議載湉進行更激烈的下列明治維新式的改革:
一 建立內閣會議制度,由皇帝召見大臣討論國事(開懋勤殿)。
二 禁止婦女纏足。
三 請載湉率先剪去辮子,改穿西服(斷髮易服)。
四 請遷都上海,擺脫舊勢力,在新環境中改革。
五 借鉅款六億元,改良軍隊,廣築鐵路。
一百零三天中,載湉所作的這些衝擊,使全國那些朽爛透頂了的官員士大夫階層,像被挑了巢的螞蟻一樣,驚恐失措,駭叫奔走,亂成一團。自從十一世紀王安石變法失敗以來,中國歷史即顯示出一個定律,在士大夫政治形態下,任何變法和改革都不可能。以王安石無懈可擊的道德聲望,和崇高的宰相地位,皇帝趙頊又有絕對控制政府的權力,都歸於慘敗。康有為不過一個新進的小官——工程部科長(工部主事),要他領導負載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還要激烈十倍的改變,失敗自在意料之中。
變法運動在技術上也發生錯誤,包括載湉在內,維新黨沒有一個人有實際的政治經驗,他們不先謀求廣大人群的覺醒,反而在自己的力量還沒有能控制局勢之前,剝奪了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因而樹立太多的政敵。像突然間廢除八股文,僅此一項就使全國知識分子恨入骨髓,因為在這世界上,除了八股文外,他們再不會其他東西了,廢除八股文就等於把他們全都埋葬。像突然間撤銷那麼多具有。千年歷史的古老官署,立刻就觸怒依靠那些官署為生的官員和寄生人物,他們散佈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製造出憤怒的輿論,看起來北京就像是沸騰了一樣。沒有做好準備工作而作太猛烈的剎車,會導致車輛翻覆。沒有做好準備工作而作太猛烈的改革,會引起暴力對抗。
守舊黨的勢力事實上比維新黨強大百倍以上,儒家學派理學巨頭宰相徐桐,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連從洋樓前面走過都不肯,他堅持“寧可亡國,不可改革”。監察部委員(御史)文祥是滿洲人,他向載湉警告說,維新黨的目的只在救中國,不在救清王朝。文祥的見解供給滿族人反對改革的理論根據,他們誓言:“寧把國家送給友邦,也不交給家奴。”家奴,指的是漢人。
皇帝在理論上有絕對的最高權力,但必須獲得軍隊的效忠,載湉也曾注意到這一點,他曾把河北省司法廳長(直隸按察使)負責在天津訓練新軍的袁世凱,擢升為副部長(侍郎)階級,並且接見他,建立私人感情。但袁世凱是官場中人物,官場中人物只效忠權力較大的一方,那時中央的軍權全部握在守舊黨領袖直隸(河北省)總督滿族人榮祿的手裡,而榮祿正率領王公大臣(包括那些被裁撤的古老官署的高階官員),日夜在皇太后那拉蘭兒——載湉的伯母兼姨母身旁,向她哭訴清王朝滿族人的危機。而袁世凱又適時的告密說,皇帝載湉將有對那拉蘭兒不利的行動。
於是,爆發政變,那拉蘭兒從她那挪用海軍經費,在北京西北六公里外興建的豪華蓋世的頤和園,悄悄返回北京,把載湉幽禁,下令逮捕維新黨。康有為跟他的學生梁啟超在英國和日本公使館掩護下,逃到海外。六名維新黨的領袖,包括大黑暗時代中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的譚嗣同,都被以叛逆罪名處決。其他的維新黨人,都被貶竄。
那拉蘭兒跟十一世紀的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