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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它是“桀宋王國”。桀，兇暴的意思，紀元前十八世紀夏王朝最末一位君主姒履癸，便被人加上這個惡劣的稱號。宋偃不在乎別人的評論，他像一隻瞎了眼的野獸，向四面八方狂咬猛噬。當齊王國侵略燕王國時，宋偃乘虛向齊王國背後攻擊，佔領五個城市。又在西界跟魏王國衝突，奪取兩個城市。在南方楚王國交界處，把楚王國的邊防巡邏隊擊敗。
一連串的軍事勝利，使宋偃躊躇滿志，他跟遙遠的西方秦王國建立密切的外交關係，互相呼應，儼然如願以償的成為東方新興的超級強國。不過，橫挑強鄰的歷史定律又要再一次應驗了。宋王國不但橫挑一個強鄰，而是橫挑東西南北四周所有的強鄰，滅亡迫在眉睫。
六 三位鉅子
我們再回到學術的領域。
大黃金時代百花怒放、光芒四射的學術界，各種哲學和各種政治思潮，在本世紀（前四）更為輝煌燦爛。吳起、孫臏、公孫鞅、蘇秦、張儀一系列英雄人物的際遇事蹟，說明新的思潮中最進步的一部分已經得到付諸實施的機會和發生推動社會的力量。
傳統的貴族統治在迅速崩潰，平民中高階知識分子的地位在國內和國際，開始成為政府的主要支柱。以致各國君主都以延攬他們作為重要的國策。齊王田闢疆，當他在位的八、九十年代期間，在首都臨淄（山東淄博東）稷門附近，建築一個龐大的國際學人區，稱為“稷下館”，專用來招待各種專家。這個稷下學人區中，街道寬廣，樓廈相連，每位學人都有一份等於政府國務官（大夫）的薪俸。所以在本世紀（前四）後期，齊王國的文化水準最高，人才最盛。
學術不但已獲得自由研究的環境，也獲得社會的尊敬，各家各學派都有突飛猛進的發展。我們無法詳細敘述，因為它是中國思想史上的精華，大黃金時代的主要成就之一，有千萬種專門著作表達官。我們只能具體的介紹在本世紀（前四）後期出現最有影響力的三位鉅子，作為代表。
這三位鉅子是：儒家孟軻、道家莊周和詩人屈原。
孟軻，鄒國（山東鄒城）人，魯國三桓之一的孟孫的後裔，是孔丘的第四代門徒，屬於稷下學人的行列。他富有財產（這財產來自於奴隸或來自於土地，還不得而知），生活豪華，當他遊說各國時，乘車數十輛，僕從和門徒百餘人，聲勢奪人，縱使宰相出巡，也不過如此，這跟蘇秦、張儀以及其他平民出身的貧窮學人，迥然不同。
儒家學派的理論體系，發展到孟軻而完全成熟。修正是有的，如孔丘的正名主義在孟軻學說中已被貶為次要，因為貴族沒落，平民（包括奴隸）升起已成定局，硬把“楚王”正名為“楚子”的時代已經過去，再不能維持固有的名份了。但孔丘的崇古精神，孟軻卻全部繼承，而且更發揚光大。
孟軻最主要的政治思想，是分辨“義”、“利”，即堅持一切以仁義為基本，強烈地反對功利。我們不能單憑字典上孤立的解釋去了解仁義功利的區別，必須在實踐中去了解它。
紀元前三二○年，孟軻晉見魏王國國王魏囗，魏囗問他說：“你老人家不遠千里而來，有什麼利於我們國家的嗎？”孟軻回答說：“大王何必說利，只要說仁義就夠了。大王說：‘怎麼利我的國家？’大臣們說：‘怎麼利我的家族？’平民說：‘怎麼利我自己？’上下都爭奪利，你的王國就危險了。萬輛戰車的王國，殺他君主的，必是擁有千輛戰車的大臣。千輛戰車的王國，殺他君主的，必是擁有百輛戰車的大臣。假如大家只講仁義，不講功利，就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魏囗當時的反應是可想而知的，孟軻在魏王國的遊說徹底失敗。
從上面這番說話可看出孟軻反對功利，但他的仁義理論卻仍然建築在功利的基礎之上。孟軻又說：“為國家開闢上地，充實國庫的人，現代人稱他們是英雄，古人稱他們是民賊。為國家締結聯盟，攻戰必勝，現代人稱他們是英雄，古人稱他們是民賦。”這種民賊必須排斥，於是孟軻聲言：“勇敢善戰的將領，應處死刑。能廣結盟國的外交家，應處次一等的刑。墾荒拓地的移民，應處再次一等的刑。”孟軻這段話，可能是對某一種特定的事情有感而發。但一旦實行起來，結果將是一種悲慘的場面，那就是：為國家圖富強，為人民謀福利和為抵抗侵略，捐軀戰場，折衝國際的英雄和外交家，都成了民賊，要被剷除。
崇古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九十年代時，滕國（山東勝州）國君姬定公逝世，他的兒子姬文公即位，向孟軻請教：他應該為他的國家做些什麼？孟軻指示姬
